点击：20777 回复：183 作者：京虎子 发表日期：2005-7-25 23:39:00
在中国历史上1644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崇祯十七年、永昌元年、顺治元年，北京这座千年古都，城头变幻大王旗，一年之内，紫禁城的龙椅上坐过三个皇帝。三百六十一年间后人对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历史，以及对中国的影响的探讨经久不衰。
幼时接触这段历史，是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在那个资源贫乏的年代，一遍又一遍读那本小册子。这篇成于抗战末期的名文，形成了大顺军入城后腐化变质的观点，以至几年后大军进北京之前，毛泽东也据此告诫就要夺取天下的共产党人，一定要吸取李自成的教训。
历史真的是这样吗？究竟是什么原因使1644年春天的北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
明王朝从万历年间开始走向衰败，灭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不是渡不过崇祯十七年？崇祯虽然为人猜疑多变，可是在明朝的皇帝里面还算是个勤政的好皇帝。北面，满清皇太极新丧，多尔衮上台，内部不稳，暂时不会大举入寇。各地民变蜂拥，可是富饶的江南完好无缺。唯一的燃眉之急就是李自成，为什么偏偏就躲不过去？
李闯虽然一路斩将，也不过占了山西。明朝重京畿而轻外省，历来在北京集结重兵。三大营号称47万，虽然虚额很多，但半数应该有的。战斗力固然不强，可是满清多次兵临城下，京营也算得上久经战阵。北京的城防甚为坚固，自俺答以降，多次外敌兵临城下都无法攻破。崇祯年间满清也多次打到北京，京营野战也许不济，守城起码能坚持数月，此外还有红衣大炮的帮助。闯军攻坚能力很差，一个宁武关就损失上万精锐，为什么攻北京如探囊取物？
崇祯迟迟不南迁和命太子南下也不好解释，君王死社稷是壮烈，可是有哪一个愿意当亡国之君的。和其他朝代不同，明以南京为陪都，太子驻南京前朝也曾有过。崇祯不至于昏庸到这种程度，以致后来因为皇统的问题使南明覆灭。可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而且文武也有这个信心，否则早就四散逃亡了。有一种说法是崇祯狠百官有逃命的企图，故意不让太子南下，大家一棵树上吊死，这种推测未免太离谱。应该说崇祯在闯军逼近时是不相信城陷的，吴三桂不日即到，一旦闯军顿于坚城之下，各地的勤王兵马也会陆续开到。崇祯不需要长期守城，只要能坚持个把月就会转危为安。
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李自成兵临城下之际，派出太监杜勋为使与崇祯议和，开出的条件是：“议割西北一带分因而王，并犒劳军银百万，退守河南” ，“愿为朝廷内遏群寇，尤能以招兵助制辽藩，但不奉诏与觐耳” 。眼看就要进城了，竟然开出这么优惠的条件？而崇祯在社稷颠覆的时刻居然不应允。李自成已经占据了陕西河南，割不割都一样。而且他也已经自立为王了，现在就是掏出一百万银子的事，还可以借助他去剿灭张献忠等寇，甚至抵抗满清。即便将来尾大不掉，也比城破国亡强一万倍。假设崇祯接受这个城下之盟，李自成就会解围而去，丢掉到手的胜利。
1644年3月17日，攻城的前一天，城里城外双方认定北京牢不可破，这个错误判断从何而来？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大顺军东进，其目的不是要夺取天下，而是掠夺。后人因事而论，认为李自成以为时机成熟，所以来取北京。实际上东征路上他几次想后撤或者转向，尤其是宁武关损兵折将以后。如果不是大同守军来降，也许就返回或者改道下江淮。甚至到了北京城下，大顺的君臣依旧没有想到有可能轻易破城而入。
入城出城劲四十天，经山海关一战，之前攻无不克的大顺军溃不成军，从此没有打过一场像样的战役。如果说是腐化变质的话，四十天内截然不同很难令人相信。自古入京的叛军不少，比闯部更贪婪的比比皆是，从来没有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失去战斗力的。比如黄巢部，撤出长安后还能够南征北战。相比之下，闯部是进入京城时间最短的，可是战斗下降最厉害的。
如果说李自成的部队本来如此，又很难解释之前的战绩。有人认为他带入京的没有那么多人，山海关一战精锐丧尽。可是留守陕西的部队那？还有一种说法是流寇的缘故，所以太平天国才能长久些。可是太平天国也是流寇，只是到了南京以后不走了。李自成此时已经在西安扎下基业，算不上流寇了。东进时后方和沿线肯定留下不少人马，这批没有受到损失的人马怎么也没有战斗力了？
崇祯守不住北京是因为众叛亲离，李自成为什么称帝后马上撤走。山海关一战，吴军和清军是惨胜，连乘胜追击的能力都没有。李自成虽然伤亡惨重，可是没有全军覆没，为什么不依托北京完整的城防死守一下？李自成率20余万人讨伐吴三桂，他带进京的远不止此数。当时北京新定，一定会在北京留下重兵。还有三大营的降卒，这些加起来应该还有几十万，为什么不守一下，而是仓皇而去，让吴三桂追得如丧家之犬？
还有一种说法，在山海关损失的是李自成的精锐。即便这样，其他二流部队应该也有一点的战斗力。李自成不会把所有精锐都带到山海关，因为京城三大营的降卒那么多，需要留下亲信和精兵看守。
李自成纵横几十年，所部是各股流寇中战斗力最强的，即便受损失，也不至于没有还手之力。还有其部下将领，为什么这些久经战场的将领撤出北京以后就再没有出色表现？这种全军判若两人的情况究竟是为什么？相比之下，张献忠部也是一战而溃，后来还有李定国连斩名王，李自成手下为什么这么草包？
进京之前也进过城，洛阳西安，这些都是大城市，为什么偏偏进北京就彻底腐化了？从北京撤出来，最后连西安都守不住，李自成被杀也好出家也罢，最后不是众叛亲离，而是有一支人群众多就是不能打仗的大军。
李自成带到北京的不是乌合之众，留在各地的也不是摆设，在山海关和关宁铁骑交锋时表现不俗，也说明腐化之说不正确。起码在山海关前，闯部是能战的，为什么只有一战之力？
再看看在这时举足轻重的吴三桂，三月七日接旨，三月十日放弃宁远，三月十六日到达山海关，对于一支军民搀杂的20万人来说，这个速度不应该是故意磨蹭了。吴三桂是可以丢下百姓飞奔北京，可是当时李自成还没到北京，没有必要十万火急。三月十八日，尚未安置完毕官兵家眷和辽东百姓的吴三桂出兵救援京畿，然而这一天京城已经沦陷了。这个时候，说明吴三桂是全心全意救驾的。
三月二十三日，接崇祯死讯传，吴三桂归降大顺。三月二十七日，吴三桂到达距离北京约二百六十余里的玉田，获悉大顺军在北京奸淫掳掠，拷打文武贵戚索要金银，吴家亦牵连蒙难。是夜“恫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掉头奔袭山海关。这四天中发生了什么？
吴三桂叛后，李自成亲征，说明在他眼里吴三桂是个劲敌，否则派刘宗敏等就可以了。这么重要的一个人，为什么几天都等不了，非要上吴家索要金银和陈圆圆？明朝官员投降的很多，对拥兵的武将，李自成从来是优待的，为什么偏偏对吴三桂这么严厉？说明拷打吴襄甚至索要陈圆圆都是子虚乌有。即便是真有此事，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手下的军士也未必肯。当时各地相继投降，怎么唯独吴军铁板一块，他要降就降，要叛就判？为明朝报仇也说不过去，因为吴是先降后叛，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吴三桂是辽东军人集团的代表，不是个鲁莽的武夫，所作所为要从辽东军人集团的利益着想，否则部下不会绝对服从的。背关和李自成决战，风险极大，即便满清相助，以之前李自成驰骋中原的势力，胜负很难预料。在人心不稳的崇祯十七年，为什么吴三桂部队就那么齐心？
山海关一战，吴部伤亡惨重，居然能对李自成穷追不舍，连战连胜，和在山海关前势均力敌的情况截然不同。可是为什么又突然不追了，就因为李自成放归陈圆圆？吴三桂这么重色轻家仇国恨的话，怎么可能有人为他卖力？满清也不会让他西南王之的。
最后是满清，山海关一战只动用了两个旗，可以说和其他北方游牧民族相比，满清夺取华北是最容易的。主力完好，春夏之际正好用兵。可是为什么这一年除了西追李自成外，没有下江南，而听凭南明小朝廷建立？雄才大略的多尔衮加上范文程洪承畴，都应该知道最危险的不是流寇，可是明之正朔。其后果然有李定国，郑成功高举复明的大旗，只不过功亏一篑。还有那些以抢劫为目的的满清亲贵，都应该知道西北残破，江南才是富饶之地。为什么满清白白地耽误了这一年的时间？如果没有左良玉清君侧，清兵或许很难渡江，宋金的故事又要重演了。
1644年3-4月间的北京，什么东西牵动着历史？
历史在后人眼里是规律是必然，在当时人眼里是无序是偶然。大大小小的偶然造成历史，起码是局部的历史变幻莫测。这些偶然往往被史家忽视，因为他们眼里是既成事实。历史不可能假设，但历史中的偶然性或者说被当时人甚至现代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历史的真正动力。
在这个星球上，人类是主宰，可是除了人类之外，还有动物植物和自然环境，这些非人为的东西一样能造就历史，因为历史不仅仅属于人类，历史是这个星球的日记。1644年在北京，决定历史的不是哪个人，哪一群人，而是无处不在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菌。
1644年，人们还不知道细菌为何物，尽管它们比人类的历史长得多。在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大疫往往代表着细菌造成的传染病流行。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后期，大疫在北方多次流行。从万历年间开始，山西开始出现瘟疫。崇祯六年，山西出现疫情，十年山西全境大疫，十六、十七两年为高峰。河南江苏在崇祯十三年到十七年间也多次出现大疫。北京附近，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河间府有大疫。崇祯十六年，通州、昌平州、保定府均有大疫，并且传入北京，明史云：“京师大疫，自二月至九月。” 和山西的情况一样，在初次流行的第二年，也就是崇祯十七年，北京大疫进入高峰，高峰期正是三、四月间。
这个横行华北的大疫究竟是什么？“东死鼠、西死鼠，人见死鼠如见虎” ，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烈性传染病：鼠疫。当时人们不知道传播途径，因为每次流行都见到死耗子，知道和耗子的死亡有关系，因此得名鼠疫。250年后，日本人北里柴三郎和法国人耶尔森从香港鼠疫病人身上分离出一种杆菌，证明这种杆菌是鼠疫的病源，人们才开始对鼠疫有了认识，并且找到了防止手段。可是在1644年，面对鼠疫，人们只能束手待毙。
历史上最有名的鼠疫流行是十四世纪消灭了欧洲将近一半人口的黑死病。黑死病是通过跳蚤的叮咬在耗子之间、耗子和人之间传播的。其发病很快，死亡率极高。但这种病初发地要高温潮湿，象地中海边的意大利。同时卫生条件要很差，跳蚤老鼠到处都是。华北在明代虽然卫生环境不怎么样，可是气候干燥有冬季，不适合跳蚤大规模繁殖，为什么也流行鼠疫？和黑死病不同，在华北流行的鼠疫潜伏期长，死亡率没那么高，身上没有黑斑，往往有出血现象，以致迄今还有人认为不是鼠疫。
这个问题在20世纪初东北鼠疫大流行时由一代名医伍连德找到答案，证明鼠疫有两种。引起黑死病的是腺鼠疫，通过跳蚤传播。在中国北方流行的是肺鼠疫，通过呼吸道传播，有效预防的方式是戴口罩。口罩口罩，1644年人们哪里知道何为口罩。直到359个春天以后，北京才做到全城口罩，这一次是萨斯，也是经呼吸道传播的烈性传染病，高发期也是春天。
这也证明了，北京春天干燥的气候适合呼吸道传播的病源生存，使它们在离开人体后能存活一段时间。流感如此，萨斯如此，鼠疫也如此。当李自成兵临城下的时候，北京城里鼠疫正好是突然爆发的关键时刻。联想一下萨斯在北京时，那种恐慌的情况，如果有敌人，怎么能守得住？三个城垛一个兵，北京才有多少城垛？三大营再虚额，十分之一也会有吧。“鞭一人起，一人复卧如故”，这难道是人心涣散？杀一警百不就行了，李自成部素来凶残，难道大家情愿受死？是因为鼠疫流行，感染以后身体虚弱，无能为力。
北京人满为患，正好利于鼠疫流行。鼠疫在生活环境差的百姓和士兵中间流行，官僚家庭受波及很小，所以在深宫里的崇祯不知道，在城外的李自成也不知道，这才有议和的故事。等到李自成想惩罚性地攻一下城，没等开始，守城的别纷纷献城。这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守不了。如果没有鼠疫，再不济事，靠着大炮和坚固的城防，怎么说也能坚持几天吧？
李自成就这样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轻易地进了北京，同时连自己都不敢相信地发现他梦里繁华的京城现在如同鬼域。
不管是不是鬼城，进了京的没有人肯退出去。李自成在西安已经立国了，这么轻易地进北京，不登基等什么那？于是大顺的精兵良将就在北京住下了，不是住兵营就是住民居，降卒也要收编，无数的密切接触机会。鼠疫便开始在这些外地人中间流行开了。四十一日迅速丧失战斗力，不是北京的花花世界，而是满城的咳咳细菌。
既然已经拿下京城，为什么那么急向官员们追缴，难道不知道稳定人心的重要性？可是李自成没有办法，宫里空荡荡，老百姓贫病交迫，只有官员有油水，万一哪天瘟疫扛不住了得赶紧撩脚丫子。其实这并不是李自成所部一家所为，古来叛军入城，都是烧杀奸淫掠夺，以已经被丑化了的历史记载来看，李自成算是文明的，多少次王公贵族被屠杀的，也没听说那么快就丢了到手京城的。
李自成讨伐吴三桂，人数为什么争议很大，就是因为瘟疫流行，减员严重。可是为何在山海关前李自成一度占优？这还要说说肺鼠疫，这类鼠疫的潜伏期可以长到20多天，也就是感染了20多天才发病。这种长潜伏期的烈性传染病流行面广，因为未发病时和正常人一样，可以继续感染别人。李自成带到山海关前的部队，正是剩下的还未发病的那部分人，战斗力还在。这批人在山海关战死了一部分，逃回来的也陆续发病，于是李自成手下全是鼠疫病人，即便是痊愈的也非常虚弱，能跑路就不错了。这就是为什么李自成从山海关下来，不能守北京，离开北京也连战连败。一路退一路把鼠疫流行过去, “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各地留守的部队也染上鼠疫，于是弃山西弃西安最后败死九宫山。那支无敌的雄师被鼠疫消灭了，联合南明时已经是乌合之众。
历史上瘟疫造成大军死亡几成的记载比比皆是，行军打仗，最怕瘟疫。李鸿章便深有体会，考察西洋军事最大的感慨就是西方部队以医官为重，这才开设北洋医学堂，培养军医。在古代那种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之下，一旦军营出现瘟疫，整个部队便不战而溃，多少次到手的胜利就是让瘟疫夺去的，李自成也一样，只不过他丢的可惜，丢得让人感慨，才让后人忽略了瘟疫的作用。
出西安之时，摆在李自成面前是两条路，一是经营河南湖北，夺取江淮，二是进逼北京，最后他采取了顾君恩的中路直进策略。从夺取北京的结局来说，是个好计谋。可是暗中看不见的鼠疫之手，让在皇位上屁股没有坐稳的李自成急速败亡。如果采取稳扎稳打的策略，先把占领的地盘稳固了，然后在夺取北京，结局会截然不同。明朝灭亡是迟早的事，在北方除了满清以外，没有别的叛军跟他争，多等一年有何不可？这就是所谓死催。
坚持讨伐吴三桂，也是一着臭棋。吴三桂不会主动进攻北京，也不会投降满清。大军压境，只能把吴三桂推向满清。如果占领北京以后马上解决吴三桂，那时军容尚整，可以以战逼降，是李自成唯一的机会。古人迷信，往往将大疫归于天意，这场大疫，断送了崇祯性命，也使李自成手下离心离德，无人效力。
后人分析李闯败亡，奇谈怪论层出不穷，偏偏就忽略了这个时机的问题。李自成以宋献策为军师，观天象占卜，可惜不会看显微镜。李闯之败，怪只怪天时。
三月二十三日到三月二十七日之间，吴三桂降而复叛，原因不是因为知道家人受虐待，而是知道了京城的虚实，知道大顺军瘟疫流行，他才敢背关一战。手下那批辽东军人和他一样在瘟疫中看到了称雄的希望，所以才义无反顾的追随他返回山海关。
吴三桂的算盘，李自成在大疫中不会与他交战，几个月后让瘟疫折磨得七七八八了，北京就是他吴三桂的了。到时候或者扶植新君，挟天子以令诸侯，或者以华北而割据。人在辽东的吴三桂，因为家人在京，北京大疫的情况他很清楚，也会料到会流行到秋天的，所以才敢冲天一怒。
人云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是想借清兵灭流寇，然后用金银财宝把清兵哄回去。吴三桂自幼和清兵为敌，那儿会这么天真。何况满清还有范文程洪承畴，他这种把戏焉能瞒得过去？吴三桂不会不考虑引清兵入关，重则千古罪人，轻则也是石敬塘。历史上这种引狼入室的，有哪一次轻易回去的？
吴三桂知书达理，不会冒此罪名的。他的真实想法，是把满清也引进疫区，让这场瘟疫帮他消灭两个大敌。到达北京之后，吴三桂没有在疫区停留，率军猛追李自成，他知道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尽管他手下伤亡很大，可是李自成已经无还手之力了，而且他不能留在北京让手下失去战斗力。追了一半不追了，也是因为部下也开始发病了。
山海关前“暴骨盈野，三年收之未尽也” ，满清入关后安葬崇祯，为什么不下令地方官员收尸，而听之暴露荒野？这不象是新王朝的气象。原因还是瘟疫，病尸谁敢收？清军入关后，一部分随吴三桂追击李自成，此外还有很大一部分人马，就驻扎在北京无所事事，当年除了顺治登基就没有一丝南下的打算，看着南京那里建立小朝廷渐渐成了气候，其原因也是入京以后染上瘟疫了。吴三桂的绝户计几乎成功了，可惜，还是天时。满清入关是因为天时，坐稳了还是因为天时。
历史记载，鼠疫在北京和华北的确流行到1644年九月，可是满汉分治，满人和汉人没有杂居，接触的机会少，加上满人入京天气已经开始热了，离开人体的细菌不容易存活，鼠疫便没有象大顺军那样大规模在满人中传播。即便这样，还是有一定程度的流行，造成当年满清无力南下。
可是正和山西的情况一样，连续流行两年后，第三年不流行了。烈性传染病流行过程中一些迄今为止无法解释的自然规律甚至在今天，科学家们也只能说是天意。不仅1645年不流行，其后几年也只是小规模流行，为什么？顺治二年开始风调雨顺，天气不再干燥了，于是大规模鼠疫就没有了。吴三桂的妙计终归敌不过天时。
鼠疫这个黑暗中的手在当时和后世造成对满清战力过高的估计，因为连纵横中原的李自成都一战而溃，人们普遍认为满清部队的战斗里很强。实际上从后来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上来看，率领那种算不上雄师的部队都能几乎席卷南方，满清部队的战力没有那么厉害，因为入关是没有多少人，全是后来投降加入进去的。所谓八旗子弟三代不能战，不能说不对，可是也没有那么绝对。
满清以十万之众夺取天下，鼠疫帮了大忙了。今人赞许多尔衮，可是历次北方民族侵入中原时，其领袖人物在能力上堪与多尔衮并肩的比比皆是，那些民族除了蒙古外，都没有如愿，就是因为没有鼠疫这个天时。
三国演义为了扬刘抑曹，产生了一句名言：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自古占地利的都是采取守势，夺天下靠的是中原逐鹿，靠地利的最多是偏安。人和就更谈不上了，人心如铁、官法如炉，朝代更替时哪一次不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所谓人心向背是因为老百姓厌倦战争，支持强大的一方而已。因此，最重要的还是天时，三国归晋，那地利与人和不是都输给天时了？
三国演义，演义耳！所谓天时，有天下大势和机会，也有自然环境的影响，这里面包括疾病的流行。唐末梁晋之争，开始梁军占尽优势，几次包围太原，都因为大疫，士卒损失过半而罢兵，最后输给了晋军。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种不可预料才是让历史缤纷多彩的内在原因。
明朝为什么祸不单行？流寇北虏还有鼠疫，可以说天欲亡明。但是仔细探讨一下，究竟是什么导致明朝灭亡？退一步说为何1644年北京一年三变天？满清的问题先放在一边，流寇和鼠疫其实同源，都是因为土地兼并。
老百姓丢掉了土地，出路有两条，一是成为流民饥民，最后走投无路加入流寇。二是去开荒，大批的失去土地的农民经山西去草原垦荒。草原原来是野鼠的地盘，人逐步侵入耗子的领地，这样也接触了一直存在于野鼠群中的鼠疫。万历年开始山西经常性地流行鼠疫，正是因为草原被逐渐蚕食的原因。
为什么偏偏就李自成倒霉？这说要从流行病的传播过程说起。染病不象中毒，把耗子药往井里一撒，吃完饭全村的人都翘了。传染病或者从动物到人、或者从人到人，都是一传一或者一传几的形式，一开始是点，然后是小规模的面，最后是大规模的铺天盖地。从点和面到铺天盖地有个临界点，就是合适的环境气候、和足够的传染源。
就北京的情况，春天的三四月间最容易流行传染病，崇祯年间山西的情况也证明这种鼠疫发病的高峰是这两个月，之前是积累阶段，其后因为天热逐渐下降。恰恰是这两个月，李自成驻扎在北京。
传染病大流行的另外一个因素是要人多，草原上鼠疫一直没断，可是没有流行因为没有太多的人。北京鼠疫流行是因为京城人烟密集，本来这一年就是鼠疫高潮期，在最高点突然涌进了几十万外地人，一下子就成了鼠疫杆菌的继承人。连年鼠疫，北京居民里面好歹有些有抵抗力的，新人这么一来，全是没经历过的，不快速流行才怪。
于是鼠疫的流行从北京市民和三大营士兵里面转移到大顺军队中，李自成的部队成了鼠疫的主要疫区。李自成从北京撤出来，大部分的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就出了北京。清兵入京后，天气开始热是一方面，北京城里没有多少现行鼠疫病人和感染者也是一个原因，老百姓染上鼠疫的，不是好了就是死了，顶多是零零碎碎的，不够大规模传播的基数。
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亡于鼠疫的是李闯，天下归清也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历史有时候是肉眼看得见的，有时候是看不见的，1644年春天北京的历史，就不是肉眼可以看见的，正是这类肉眼看不见的历史，才是被史学家忽视的“国家兴亡自有时” 。
1644年春天，北京城里许多人咳嗽。在一声声的咳嗽中，肉眼看不见的东西改变历史，城头变幻大王旗。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7-26 1:18:10 回复
中国的历史记载中关于疾病的太欠缺，这个结论肯定是无法证明的，因为当时科学技术还是非常落后的，不过我下一篇关于近代鼠疫的可以提供一些推论所需要的东西。
作者：琉璃锺 回复日期：2005-7-26 5:21:51 回复
明代后期的华北大鼠疫□曹树基 ●近年来，印度等地连续出现鼠疫的人间流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中国北方草原最近开展的大规模灭鼠行动，就是中国政府面对人间鼠疫大流行的潜在威胁采取的措施，直到今天，在中国的北方地区、西北地区、西南地区甚至东南地区，仍存在着大面积的鼠疫自然疫源地，鼠疫的动物间流行从未停止过，较大规模的爆发也时有发生。在新的社会背景和生态背景下，人对鼠疫自然疫源地的干扰日益加强，中国北方的自然生态系统日趋脆弱，有效地阻止和扑灭人间鼠疫的流行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值此时刻，让我们回顾历史，看一看350年前华北大地上的人间鼠疫是怎样爆发和怎样流行的，看一看这次鼠疫又是怎样改变中国社会进程的。 1894年，正值香港鼠疫流行的紧张时刻，法国医生耶尔辛和日本医生北里在香港的二家医院分别从鼠尸及病人尸体中分离出鼠疫杆菌。从此，人类确定了鼠疫的病原体，并找到了预防鼠疫的初步理论和方法，对鼠疫的防治也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鼠疫是历史时期对人类社会危害最大的烈性传染病之一。6世纪发生于东罗马帝国汝斯丁皇朝的世界第一次鼠疫大流行，医学史上称为“游西第安娜瘟疫”，持续时间长达50年，死亡人口达到1亿。发生于14世纪的世界第二次鼠疫大流行，史称“黑死病”，波及整个欧、亚两洲及北非北海岸，造成了欧洲大约2500万人口的死亡，几乎占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9世纪发生于中国云南的鼠疫导致了世界第三次鼠疫大流行，死亡人口数以千万计。在欧州以及亚州的许多地方，鼠疫一直是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 北方的乌兰察布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是今日中国十大鼠疫自然疫源地之一。它涵盖了山西、陕西口外蒙古高原的几乎整个牧区部分。在明代，中国北方的鼠疫自然疫源地要比今天的范围大得多，其南缘已邻近山西、河北北部的长城一线。甚至在山西境内，也有鼠疫自然疫源地存在的可能。这些鼠疫自然疫源地为明代华北地区的人间鼠疫的大流行，提供了直接的鼠疫菌来源。 历史时期人间鼠疫的大规模流行主要与气候条件有关。在年成不好发生旱灾饲草歉收时，草原上的老鼠、旱獭等啮齿类动物会通过迁徙来寻求食物，大部分会迁徙到不同景观的结合处，即农牧区的分界处；疫区附近的居民也会到疫区鼠类栖息处挖窝巢中的贮粮。当人们把鼠洞中的贮粮和草籽搬回家中时，不可避免地带回大量的跳蚤，其中就可能有疫蚤。挖洞时也可能碰到疫鼠和疫蚤，因而感染鼠疫。 山西中部、北部地区属半干旱气候，旱灾是本区经常性的自然灾害。明代中期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空前少雨的年代，出现全国性的大旱灾。万历、崇祯年间，旱灾变得越来越频繁，大旱之年的比率也在增加。波及华北数省的大鼠疫首先在山西爆发。 早在14世纪的鼠疫大流行中，山西北部的大同就可能是疫区的一部分。这和大同当时地处或邻近乌兰察布鄂尔多斯鼠疫自然疫源地有关。万历年间山西鼠疫的爆发也似乎是从大同地区开始的，万历八年（1580年），“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从该疫的传染性极强这一点判断，可能为鼠疫。同年，大同府的疫情开始向山西南部传播。在太原府（治今太原）的太谷县、忻州、苛岚州及保德州都有大疫的记载。次年，疫情传至辽州（治今左权），再传至潞安府（治今长治），疫情进一步扩大。万历《山西通忘》卷26记载，潞安“是岁大疫，肿项善染，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患者的临床表现为肿项，且传染性极强，据此可断定为腺鼠疫。 腺鼠疫临床上的一个显著特征为淋巴结肿痛，肿痛部位包括鼠蹊腺、腋腺、颈腺等，尽管头部或颈部的淋巴腺肿大在腺鼠疫引起的淋巴肿大中所占比例不大，但因其外露而特别引人注目。文献中也常以这一特征加以重点描述，康熙《文水县志》卷1《祥异》就说：“万历八年庚辰、九年辛已，大疫。从咽喉发瘟肿，至有一家毙绝无遗者。”康熙《沁州志》卷1《灾祥》也指出：“万历十年，天疫流行，俗名大头风，有一家全没者”。所谓“大头风”，是腺鼠疫患者颈部或耳后淋巴肿大的别称。19世纪云南鼠疫流行时，当地有称此疫为“大头天行症”的，这和山西“大头风”的含义是相同的。 万历十年大同鼠疫传到与之相邻的河北宣府（治今宣化）地区，这里是军卫密集的军事重镇。疫情发生时，“人肿颈，一二日即死，名大头瘟。起自西城，秋至本城，巷染户绝。冬传至北京，明年传南方。”患者的临床表现也是肿颈，与山西相同。此疫不仅造成怀来卫城中的人口大量死亡，并且传入北京，继续向南方传播。 万历初年的北京城中人口密集，常住人口（包括军人）达百万以上，鼠疫造成的危害应甚于农村地区，只是具体的流行情况还不清楚。至于北京周围地区，直到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然能够回忆：“万历十年四月，京师疫。通州、东安亦疫。霸州、文安、大城、保定患大头瘟症死者枕藉，苦传染，虽至亲不敢问吊。”“大头瘟症”就是颈项肿大。在《古今图书集成》等书中，顺天府的东安、保定、霸州、文安和大城等县，都流行过“大头肿脖”、“大头瘟”之类的疫情。 在疫区，死亡人口约占总人口的40％，如真定府（治今正定）新乐县，“万历十年春夏大头瘟疫，民死者十分之四”，武强、栾城二县的记载相同。另外，来自各地方志的资料表明，鼠疫还传播到了山东及河南北部等地区。 从崇祯六年（1633年）开始，华北鼠疫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流行。这次爆发地点仍是山西。一条来自山西兴县的报告说：崇祯“七年八年，兴县盗贼杀伤人民，岁馑日甚。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朝发夕死”、“一家尽死孑遗”正是对鼠疫发病迅速，病死率高特点的生动描述。 崇祯十七年（1644年）秋天，鼠疫南传至潞安府，顺治十八年《潞安府志》卷15《纪事》记载这次疫情，“病者先于腋下股间生核，或吐淡血即死，不受药饵。虽亲友不敢问吊，有阖门死绝无人收葬者”。这条记载相当清晰地描绘了患者鼠蹊部、腋部淋巴肿大的临床症状。患者“吐淡血而死”，这是腺鼠疫转为肺鼠疫的典型症状。 山西鼠疫也向周边省份传播。崇祯七八年间兴县人民因避疫而逃之一空，有可能将鼠疫传播到相邻的地区。从兴县过黄河，就是陕西的延安府和榆林府，崇祯九年至十六年，榆林府和延安府属县相继发生大疫，如崇祯十年“大瘟，……米脂城中死者枕藉，十三年，夏又大疫，十五年，……大疫，十六年，稔，七月郡城瘟疫大作”。瘟疫传播的方向从北往南，从西向东，显示出陕北地区的鼠疫流行与山西兴县一带的疫情有关。 同样，河北地区也深受鼠疫流行之害。崇祯十三年，顺德府（治今邢台）、河间府（治今河间）和大名府（治今大名）均有大疫，并且是烈性传染病的流行，“瘟疫传染，人死八九”。崇祯十四年，疫情进一步发展。在大名府，“春无雨，蝗蝻食麦尽，瘟疫大行，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死亡人口的比率相当高。广平、顺德、真定等府，类似的记载相当多。崇祯十四年七月，鼠疫再一次传入了北京城。 崇祯时人刘尚友在《定思小计》一文中追述北京城中的情况时说：“夏秋大疫，人偶生一赘肉隆起，数刻立死，谓之疙瘩瘟，都人患此者十四五。至春间又有呕血者，亦半日死，或一家数人并死。”“疙瘩”是对腺鼠疫患者的淋巴结肿大的称呼。崇祯十六年夏秋间发生的腺鼠疫至十七年春天转化为肺鼠疫。北京城中的人口死亡率大约为40％甚至更多。 北京郊区的疫情也很严重。在通州，“崇祯十六年癸未七月大疫，名曰疙疽病，比屋传染，有阖家丧亡竟无收敛者”。昌平州的记载中称为“疙疽病”，而且“见则死，至有灭门者”。又如河间府景县，“崇祯十六年大疫，病者吐血如西瓜水立死。”这是肺鼠疫患者的典型症状。 崇祯十六年的鼠疫流行似乎只局限于北京及其以南地区。河北北部的鼠疫流行要比南部为晚。“崇祯十六年三月十五日闯贼入怀来，十六日移营东去。是年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究竟为何种瘟疫呢？“顺治元年秋九月大疫，保安卫、沙城堡绝者不下千家。生员宗应祚、周之正、朱家辅等皆全家疫殁，鸡犬尽死。黄昏鬼行市上，或啸语人家，了然闻见，真奇灾也”。我们知道，李自成是从山西进入河北的，由他的部队活动所引发的瘟疫当然与同时期山西流行的鼠疫有关。从此疫人畜共患和大量人口的死亡这两个特征看，可断定为鼠疫。 然而，在李自成进入北京之前，北京城已经成为鼠疫的流行区。攻打一座被鼠疫折磨了将近一年的城市，对于李自成的部队来说，真是太容易了。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卷78中说当时“京师内外城堞凡十五万四千有奇，京营兵疫，其精锐又太监选去，登陴诀羸弱五六万人，内阉数千人，守陴不充”。京营兵士在遭受鼠疫侵袭之后，元气大伤。以至于北京城墙上，平均每三个垛口才有一个羸弱的士兵守卫，怎么能抵挡李自成精锐之师的进攻。事实上，北京城是不攻而克的。 从当时人留下的记载中，依稀可以看出李自成攻克的北京实际已是一座恐怖的疫城。如一份清代档案就提到崇祯十六年北京城的大疫情：“昨年京师瘟疫大作，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抱阳生在《甲申朝事小计》卷6中提到崇祯十六年二月的北京城，“大疫，人鬼错杂。薄暮人屏不行。贸易者多得纸钱，置水投之，有声则钱，无声则纸。甚至白日成阵，墙上及屋脊行走，揶揄居人。每夜则痛哭咆哮，闻有声而逐有影”。死人太多，白天已可见城中处处鬼影，真令人毛骨悚然。三月，李自成部进入北京。李部在京城只呆了短短的43天，就被清军逐出了北京。是否可以说，李自成的部队是给鼠疫逐出了北京的呢？ 天津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崇祯十六年，天津爆发肺鼠疫流行，上引同一份清代档案说：“上天降灾，瘟疫流行，自八月至今（九月十五日），传染至盛。有一二日亡者，有朝染夕亡者，日每不下数百人，甚有全家全亡不留一人者，排门逐户，无一保全。”……一人染疫，传及阖家，两月丧亡，至今转炽，城外遍地皆然，而城中尤甚，以致棺蒿充途，哀号满路”，一片悲惨凄惶。骆养性将天津的鼠疫流行归结为李自成部队的活动，他说：“斯民甫遭闯逆蹂躏之后，孑遗几何，宁再堪此灾疹也耶？”为什么文献不见李自成部队大批非战斗减员的记载，笔者至今还不明白。 河南北部也是崇祯年间的鼠疫流行区，在汝州郏县、开封府的阳武、荥阳、通许、商水以及河南府、彰德府、归德府等地都有鼠疫流行的记载。如在阳武县，“瘟疫大作，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在荥阳县，“春大疫，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人口死亡也是相当惊人的。山东省的疫情记载不明，但不排除同时也有鼠疫流行的可能。 根据我的估计，明代万历和崇祯二次鼠疫大流行中，华北三省人口死亡总数至少达到了l000万人以上。由于鼠疫的流行与旱灾、蝗灾及战乱相伴随，所以，这一时期华北人口的死亡数实际远不至于此，应当更多。清兵顺利入主中原，除了吴三桂降清这一偶然的因素外，还与华北地方已无能力支持对清的战争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朝的灭亡是明代后期华北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结果。 说来奇怪，顺治元年（1644年），即清兵入关的次年，华北旱情有了明显的缓和，久涸的大地喜逢甘霖，大范围的鼠疫流行也已熄灭。华北社会在清帝的统治下进入了一个休生养息、恢复发展的新时期。走笔至此，作者和读者都不禁要问，明清之际的社会鼎革，是人力，还是天意？
作者：命儿 回复日期：2005-7-26 8:11:04 回复
觉得很有道理,一直就想不透为什么历史会走成这样?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7-26 9:29:57 回复
上面转的那篇文章对鼠疫太强调了，如果是那么大的范围流行，死了上千万，历史会记载的，不可能就那么几条。所以我不认为死人那么多，肺鼠疫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爆发一阵后突然死亡率下降，我认为是因为这型鼠疫是人传给人，传播过程中细菌毒力下降。腺鼠疫是跳蚤到人，毒力不受影响。
上面说明末鼠疫是腺鼠疫转肺鼠疫，这是不正确的，跳蚤要高温潮湿的环境，旱的那么厉害，哪里还有跳蚤？全是蝗虫。
将鼠疫流行归于干旱更说不通。
作者：ajax95 回复日期：2005-7-26 11:34:06 回复
历史上因病疫、天时而逆转的战役真是太多了。。。
拿破仑的50万法军和希特勒的百万德军都败给了俄罗斯冰雪漫天的严酷冬季。。。
二次大战英加澳联军攻打土耳其时，登陆那片海岸时久攻不下也爆发大规模的病疫，损失惨重不得已撤军。。。
作者：picalilli 回复日期：2005-7-26 13:08:57 回复
这个论点很有意思，京虎子有没有受过那本《枪炮，钢铁于病菌》的影响？
可惜没有直接证据支持你的观点。
中国历史研究常常突出人的影响，而忽略自然对历史进程的干预。
关于你下面的问题答案应该是这样的，一般细菌和病毒的毒性都会慢慢降低，应为细菌和病毒在不断的变异，毒性很强的变种始其宿主立刻死亡而失去了持续传播的可能，而那些毒性较低的变种却能够持续传播下去，所以越到后面毒性越低。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7-27 0:55:01 回复
作者：彩票G 回复日期：2005-7-27 0:52:55 哈哈~~明朝亡于鼠疫，第一次听说！楼主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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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鼠疫不是我说的，最后几段我也说了，明是一定会亡的，亡在民不聊生
作者：熊熊79 回复日期：2005-7-27 9:18:33 回复
“变天”考略：1644年让京城里人怎么也弄不明白 文/王家范，原载《史林》2005年第1期 ——明清易代的偶然性与必然性
1644年皇城根下的老百姓，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子民”的身份归属一变再变，前后经历了“大明”、“大顺”和“大清”三个朝代。虽说中国历史向有周期性改朝换代的习惯（新名词叫做“王朝周期率”），成王败寇已成常识。但这样的“半路杀出程咬金”，让京城里的人怎么也弄不明白，刹那间紫禁城的皇帝宝座怎么倒让“第三者”莫名其妙地给夺了过去？
360年，六个甲子过去了，往事如烟。所幸保存下来的明清易代记载算是多的，仅在京亲历的回忆录就有十来部，扩大到相关人士著述也不下三、四十部（不包括南明部分）。20年前，我搜集并阅读过这些“记忆”资料，也做过研究。这次重读，说实话，仍是一头雾水――历史永远是混沌不清的：这结果是偶然还是必然？为甲申再祭，首先想到的是这个题目。要对这段历史进行哲理性的探讨吗？不，我能做的，就是作些历史性的叙述。老祖宗叫做“述而不作”，西方流行的新名词称“后现代”。后现代史学推崇“叙述法”（而非过去流行的诠释法），认为故事说完了，“叙述者也就死了”，余下都是读者自己的事。
历史学家比过去谦逊多了，不好意思再用“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来标榜自己职业的绝对神圣――想借助陈旧的历史构筑未来的蓝图，实在是一种过高的奢望。新的说法，历史学实际上只是一门重新处理“记忆历史”的人文学科。历史既已经远逝，不可能被原模原样地得到整体“克隆”――留下的都是些记忆碎片，有的是落花缤纷，满地枯叶，不知如何收拾是好；有的则是荒芜零落，依稀见到的只是模糊的历史背影。但是，以“记忆历史”为名，拂去历史学神圣的光彩，决不意味着历史思考的艰难性和智力考验的程度降低了。这些陈年往事，无一不是我们先辈煎熬过的人性历练、社会写照，也不断地在拷问后代子孙的智力水平：你们怎么认识，是比我们聪明，还是依然故我，没有进步？
崇祯十七年春夏之交，北京城的老百姓，虽说向来见多识广，处变不惊，但怎么也想不到，在短短的两个月里，历史的造化要让他们经历接二连三的大事变，体味什么叫做惊恐万状和不知所措。
崇祯皇帝登基已经有17个年头。18岁时接手的是他“木匠”哥哥撂下的，被大宦官魏忠贤恣意捣乱7年，朝纲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即位伊始，对着前任政治狂烧了二把火。一把火，不动声色地把大宦官魏忠贤的势力消灭殆尽；第二把火，为东林冤案平反昭雪。一时道路相传，都以为“大明中兴”有希望了。然而，没有多久，崇祯皇帝对臣僚的谦逊和柔情消失了，脾气变得越来越坏。令他烦心的是，官僚们办事不力，相互间的攻击隔三逢二，无有休止。经心腹太监密查，说是在高尚的词句和说不清的是非之争背后，仍在玩门户党争老一套。17年里，他先后更易内阁“宰相”50人（其中处死2人、充军2人），任免刑部尚书17人，兵部尚书处死2人、被迫自杀1人，诛戮总督7人、巡抚11人。2崇祯帝辩解说：“朕所诛者是贪欺二字。”3处理的都是那些伸手要权要钱，说假话大话却失职连连的“劣臣”，下此狠手，也是出于无奈。他发狠说“但要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就满足了，以此表达对官僚层素质普遍低下的强烈不满。4当几度整肃无效，失去耐心之后，崇祯帝再度起用宦官和东厂，重蹈永乐皇帝开创的宦官干政覆辙。
最令他头大的，则是起自陕北的明末农民起义军。崇祯执政17年，农民军跟着他17年，犹如幽灵附身，是专来催命、索命的。应对当政者的剿抚互用，农民军东奔西突，转战秦、晋、冀、豫、鄂、徽、鲁、川、甘等九省，死去活来。崇祯九、十年间，农民军经卢象升、洪承畴等人的合剿，几临灭顶之灾，可辽东的清兵南下袭明，卢、洪先后抽调到抗清前线，一死一降，无意中帮了农民军。躲过大劫大难之后，崇祯十三年冬，李自成离开隐伏多时的陕南山区，向连年旱蝗饥馑至极的河南挺进，五战五捷于中原大地，气势极盛（惟有三攻开封无功而返，以黄河决堤、水淹全城为结局，北宋东京的繁华陈迹荡然无存）。崇祯十六年冬，被崇祯帝强令离开潼关出战的明军最后一支精锐部队全军覆灭，时势已经为李自成敞开了一条通向北京的胜利大道。甲申年正月初一，李自成在西安宣布大顺政权正式成立，并亲率10余万大军渡河东征。
因此，甲申新年刚刚撩开它的面纱时，中国的政局实在是迷雾重重，有三个政权相互对峙着，前景深不可测。除正统的大明政权、西北的大顺政权外，还有一个从辽东崛起、由“金”改名为“清”的东北政权。努尔哈赤是在统一女真族后，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宣布与明政权处于敌对状态的。到其子太宗皇太极手里，父子两代经营50多年，屡败明军，边境不断东展西扩，基本慑服了蒙古诸部落，崇祯九年（1636年）正式改国名为“大清”。到甲申，年轻的新政权已经长大成人，进入了它的“青春躁动期”。
京城里的老百姓大约是从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攻陷昌平、火烧十三陵的消息传来，紧张气氛开始扩散弥漫。但九门紧锁的北京城，在冷兵器时代，固若金汤，从来不容易被攻破。北元、后金的部队曾几度抵达城下，都望洋兴叹，转一个圈便开溜，因此并未意识到将有特大事变发生。不祥的预感也是有的。去年夏秋之交，京城里遭遇到一种很奇怪的瘟疫，身上突生一隆起赘肉，数刻莫名死去，患病者有十之四五。年初又有呕血病流行，不时听到出丧的嚎哭，撕裂心肺，再加北来风沙暴袭击，“飞沙走石，或二三日一见，或一日再三见”，上上下下都高兴不起来。5
事也蹊巧，北京城的攻陷，全出李自成的意外，几乎兵不血刃就城门洞开。三月十七日半夜，崇祯帝最倚重的守城太监曹化淳率先打开外城西侧的广宁门，义军由此进入今复兴门南郊一带。义军在北面的德胜门、西面的阜城门、西直门三处摆出攻城态势，炮声震天。十八日，在昌平投降的太监杜勋由软梯入城，代表李自成与明秘密谈判，要崇祯帝逊位，未获成功。十九日清晨，兵部尚书张缙彦主动打开正阳门，迎接刘宗敏率军进入，此后内城各门齐开；中午，李自成由太监王德化引导，从德胜门入，经承天门步入内殿。沿途百姓早听得传令，各各在门前摆设“永昌”香案，书“顺民”二字于门上，闭门不出。不到半天的时间，京城的百姓已经从“大明”的子民变成了“大顺”的子民。宫中遍搜崇祯帝不得，全城严查。二十二日，确知崇祯皇帝已自缢于煤山（今景山公园内，死时虚龄36岁）。李自成下令收尸入棺，予以“礼葬”，在东华门外设厂公祭，后移入佛寺，有和尚为他诵经。二十七日，大殓毕，下葬于西山的田贵妃墓中，未能入围昌平明皇陵。6
大顺军占领京城，前后42天，几度宣布要举行登极仪式，却一再推迟，百姓惶惑不解。进城初秩序尚好，店铺照常营业。转折发生在三月二十七日起拷掠明官，四处抄家，连累店铺商家罢市，恐怖气氛逐渐浓重，人心开始不安。四月十四日，西长安街出现“贴示”：“明朝天数未尽，人思效忠，定于本月二十日立东宫为皇帝，改元义兴元年。”谣言四起，甚有说观音托梦“明当中兴”，估计都是吴三桂一类人放风，借此动摇大顺军心。7吴三桂南下投顺途中，获知吴家被抄，反叛回山海关。义军高层四月初已经获悉，经过一段踌躇后，于十二日杀戮大臣勋戚30余人8。十三日，李自成亲率10万大军，奔赴山海关前。二十六日，义军从山海关败归，仅余三、四万人，城里军纪开始严重失控。二十九日，在举行登极仪式的烟幕下，大顺军怒杀吴三桂家大小34口，部署焚烧宫殿和各门城楼，并于次日清晨急促撤出北京，由山西、河南两路向西安方向退却。9
此时京城的官民百姓，但知吴三桂得胜，将奉明太子进京即位，不知清军紧跟着也已经于三十日晚抵达蓟县。多尔袞在得知李自成军撤出后，与吴三桂一起统领满汉精锐，星夜赶路，于五月初二晚进抵京城脚下。吴三桂受命不准进城，继续追杀西逃的义军。初三，大明一些在京官员准备好“迎驾”的一应仪仗设备，身着白色丧服，齐集东郊，打开朝阳门，吹号击鼓，迎候大明太子入城。但令明官大吃一惊的，“望尘俯伏”，山呼之后，登上宝舆的不是大明太子，而是胡服拖辮、人高马大的满人（即多尔袞）。不等众官弄个明白，即有清传令兵怒喝：着所有内外官民人等，悉去丧服白冠，“我大清摄政王率满洲兵入城来了！”有脑子转得快的几位明官，迅即联名上《劝进表》，不想被清国内阁大学士范文程呛白一顿：“此未是皇帝，吾国皇帝（即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史称顺治帝，虚龄7岁即位）自去岁已登极矣，何劝进之有？”10
生当明清易代之际，事前、更多的是事后，有许多人都在检讨和思考这段历史。检讨细致到了应该任用什么人、处置什么人、这个战役该怎么打、那个战役打得如何不对头，以及执行哪些政策就可能逢凶化吉，苦思冥想，呕心沥血，虽不无“事后诸葛”的嫌疑，但看得出是十分用心的。
先说崇祯皇宫里的一帮人。20年前，一位好友特从南开大学历史系收藏的古代孤本里，给我寄来一份复印件，内容是由杭州人韩顺卿在苏州的故纸堆中发现的，题名为《天翻地覆日记》的手抄本。从文字表达判断应出自内宫宦官之手，也有学者怀疑它就是久已失传的宦官王永章的《甲申日记》。其中有这么一段情节：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六日，万岁谕娘娘云：“贼陷昌平，悔不从汝言，早令太子南迁。”入夜，贼犯平则等门，竟夜未睡。
十七日早朝，怒书御案曰：“文武个个可杀！［原话如此，皇帝的批文常常是白话，清君有时还狗屁不通，明朝没有发现］”（此一情节在《烈皇小识》等书中均有记载，《小腆纪年附考》亦采入）
……（罢朝后）大门楼接进伪诏一封，召太子、永王、定王入宫，谕“汝等”二字，即哽咽不成语，抚其手。
谕娘娘云：“廷臣惟争义气，全忘忠义。十七年辛苦，仍为若辈所误。朕惟一死报祖宗，但苦百姓耳。”
娘娘云：“毛文龙不诛，袁崇焕不杀，卢象升、洪承畴不必勤王，贼犹可灭。天运人事，一至于此。”万岁又云：“除却数人，竟无人可图大事耶？”
娘娘云：“早年求治太急，朝廷皆不安于位。后来已补救不及。或者永乐爷杀戮忠臣太过耶？”
撇开《日记》的真伪不论，“娘娘”的看法在当时极具代表性。明方的检讨异口同声地都这样说：当年袁崇焕不杀“皮岛”上的毛文龙，辽东一帮骄兵悍将就不会叛明而降清，明就会有从背后牵制清人不敢贸然南下的武装力量，骄悍的军阀们也无缘替清军灭明充当“马前卒”；不是误中皇太极“蒋干盗书”式的离间计，杀了袁崇焕，辽东的失守以至后来吴三桂的出卖山海关，都可能避免；更要紧的，如果不是把剿杀义军最为得力的卢象升、洪承畴调到抗清前线，改剿为抚，而是趁热打铁，崇祯十三、四年左右，说不定农民军的事情也就侥幸解决了。此后，回头全力对付辽东，何至于有“清兵入关”这局悲剧呢？
搁下明君臣各种“假设”不论，再说李自成方面。在古代，有关农民军的“记忆史”，都是别人给他们写的。那么多的甲申实录，都把他们写成“祸水西来”，所幸还注重描述，北京42天里农民军的行动细节，无意中被保存了一部分。读这些相关资料，头脑里曾闪过一念：但看义军东征沿途，直至入京前后，明朝大批官僚、将帅望风而降，争先恐后“改头换面”，其中不少人品低劣猥琐，寡廉鲜耻，大明王朝人气之差，超乎想象。魏斐德曾据《明季北略》等书作了统计，在京自杀的明官40人，其中大多数来自南方，且多居高位；投降大顺的高级官员竟有167人，南北方籍贯相等，年龄与资历偏低者占大多数。11需要补充说明的，魏没有统计在此前后投降的武官和太监，文官投顺名单中也有一些是受党争之害被诬陷的（南明清查“从逆”，是党争的延续）。有一件事更带滑稽色彩。五月初，有目击者看到，大约是江淮地区的一个前科举人，不知北京已经易手给清人，仍乘船由运河北上，“大为招摇”，到处声称他是去赶“大顺朝”的官员招考的。12这一切似乎预示事变也有另一种可能：不是辽东的清兵在中间横插一杠，李自成是可以慢慢坐稳皇帝宝座的；果真如此，“二十五史”煞尾，就不是《清史稿》，而是“大顺史”了。
李自成终究没有做成皇帝。说大顺军因为骄傲而失败，今天看来是皮相之见。我倒觉得，李自成一帮人身上“朴素的阶级情感”未能及时褪去，这对想做稳皇帝是致命的。在立足未稳之前，就忙于对京城勋戚与官僚实行大规模的“拷掠”抄家，固然也可以认为出于建立“财政基础”的考量，但给人的感觉，总更像穷汉子积久的情绪发泄和劫夺“富有者”急哼哼、时不我待的肤浅心态。他们不够“狡猾”――不能透彻地意识到这是改朝换代、生死攸关的一局大棋，完胜需要大智慧、大手段。为着彻底制胜对方，有些棋子要先走，有些要后走，有时更要舍得拼“炮”弃“卒”，以迷惑对手。譬如对吴三桂，既然知道他军队所处战略地位事关紧要，派人招降他，却又在北京抄他的老家、夺他心爱的陈圆圆，这与刘邦在“楚汉战争”紧急关头，对韩信、彭越的隐忍妥协相比，就知道李自成他们太没有“文化”，吃了不读历史的亏。还有，李自成不像朱元璋那样一早就下决心“转世投胎”，与知识分子的关系若即若离，缺乏表示诚意的策略手段。但我也想为李自成叫一声屈。李自成实在没有朱元璋幸运，他遇到的时代，活跃在功名场上的知识分子，多数心态浮躁，专长内耗，钩名钓誉，不务实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点了明亡的一个死穴：明中期开始产生了一种叫做“道德灾变”的社会风气，知识分子很喜欢唱高调，也热衷抱小圈子，动辄以“异端”、“伪学”整人，结果假人走红，真人受气13，连李卓吾这样的书呆子也不放过。李自成身边，投顺者甚多，但既没有李善长那样干练的行政高才，也没有刘伯温那样胸富韬略、世不再出的智囊（李岩是个虚构的人物，史家已有考证14）。那时中国也不是没有高人，李自成遇不到，或者那些人不屑与“流寇”为伍。清国的大学士范文程是一位民间高人，但他“养”在辽东，被太祖、太宗慧眼识中，帮助清人完成了“入主中国”的大业。可以说，毁坏明王朝与李自成帝业，是各类人物的综合作用，但范文程，也包括洪承畴等“贰臣”，都有一份“功”或“罪”参与其间。
说一说“第三者”清人的“记忆史”。清人始终坚持，他们不是从明朝手里夺得江山的。1645年清兵南下，摄政王多尔袞有一封信寄给史可法，半为恐吓、半为劝降。信写得很机巧，说：“闯贼李自成，称兵犯阙，肆毒君亲。中国臣民，未闻有加遗一矢。”因此，“夫国家之定燕都，乃得之于闯贼，非得之于明朝也。”15现在看来，明清易代这一官方“辞令”，是清政权深思熟虑后创造的“意识形态话语”（首倡者为范文程）。事隔73年后，康熙五十六年，有一篇长达2700字的“圣祖长谕”，历数平生，大讲兴亡治乱之道，其中有一长段与前说呼应。康熙帝对臣下说：
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太祖、太宗初无取天下之心。尝兵及京城，诸大臣咸奏云当取。太宗皇帝曰：“明与我国素非和好，今取之甚易；但念中国之主，不忍取也。”后流贼李自成攻破京城，崇祯自缢，臣民相率来迎，乃翦灭闯寇，入承大统。昔项羽起兵攻秦，后天下卒归于汉；其初，汉高祖一泗上亭长耳。元末陈友谅等并起，后天下卒归于明；其初，明太祖一皇觉寺僧耳。我朝承席先烈，应天顺人，抚有区宇，以此见乱臣贼子，无非为真主驱除耳。16我仔细琢磨过康熙帝的说法，觉得“味道浓极了”。康熙帝既承袭先辈的“话语霸权”（得手了，什么话都可以说；那时没能力，可以说成不忍取北京等等），但也增加了一层意思：过去我们是尊重你们大明天子为“共主”的，可你们的皇帝不争气，老百姓造反，把天下丢了，这怪谁？在中国，在历史上，谁是“真主”，不是看出身，而是看谁有能力为天下扫除“乱臣贼子”，“应天顺人，抚有区宇”，把握中国全局。在这种“英雄不问出身”典型的中国话语背后，还包含有强烈的反驳：别以为我们是“少数族”，多少也是一族的大头领；你们过去的皇帝，一个是小小的亭长（最多相当于乡长），一个是穷村小庙里的和尚，你们怎么就没有觉得不对味呢？
清人的成功不容易。这里只能说一项：清人在入关前后，对汉族王朝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等“合法性资源”一直是在努力学习、认真钻研的，也很重视发挥为他们服务的汉族知识分子的作用。这方面，与过去辽金、蒙元相比，都可谓“当刮目相看”。因此，机会到来时，在运用汉族意识形态资源，收笼人心方面，真是“后生可畏”，紧紧抓住“救民”、“安民”这二条汉族统治的“祖训”不松口。例如入关前，即宣称“此行除暴救民，灭贼安天下，勿杀无辜，勿掠财物，勿焚庐舍”。随军大学士范文程在代表多尔袞接受吴三桂投降时，特别强调此次“兵以义动”，是为你们报君父之仇，“国家欲统一区夏，非又安百姓不可”。入京后，立即宣布废除明末加派，减轻民众负担；另一条也很厉害，下令“故明内阁部院诸臣，以原官同满洲官一体办理”，对在京明官一揽子包下，概不追究他们“从逆”大顺的“政治问题”；发现强迫剃发感情上有大阻力，从策略考虑，果断暂缓薙发，能进又能退。17因此清兵在华北、西北的军事行动，几乎通行无阻，颇得汉人的协助。现代清史研究的开山祖是孟森。先生在《明清史讲义》里评论这段历史，也说：“世祖开国之制度，除兵制自有八旗根本外，余皆沿袭明制。明之积重难返，失其祖宗本意者，清能去其泰甚，颇修明明代承平故事。顺治三年三月，翻译《明洪武宝训》成，世祖制序颁行天下，直自认继明统治，与天下共遵明之祖训。此古来易代所未有。清以为明复仇号召天下，不以因袭前代为嫌，反有收拾人心之用。”称赞满族为“善接受他人知识之灵敏种类，其知识随势力而进”，前期诸帝比明中后期都强，可惜末代子孙“死于安乐，以致亡国灭种”。18
当时，无论是明人还是清人，都明白事变是由所谓“流寇”即农民起义引起的。不是农民军17年对明的长期消耗，几无可“勤王”之兵（明的军事主力全在北方），京城也不会坐以待斃，大清兵更不可能如此轻易地阔步走入紫禁城。因此，明清易代之际的“记忆史”，议论的焦点自然要落到追究大明君臣的“责任”上来：大明政权究竟出了哪些致命的毛病，才变得不堪一击，拱手与人？
“记忆史”在这方面提供的材料不胜其多，观点却十分混乱。皇帝那边直到临死前还冤气冲天，觉得是臣僚坑了他，“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写“记忆史”的也有不少同情这种说法。另一种声音则明里暗地指向了崇祯皇帝，埋怨他专断自负，随意杀戮，喜怒无常等等。总括起来，总不离导致王朝灭亡的那些陈旧老套，例如皇帝刚愎自用（或昏聩荒淫，但崇祯不属于此），“所用非人”，特别是任用宦官，更犯大忌；官僚群醉生梦死，贪婪内斗，“不以国事为重，不以百姓为念”，虽了无新意，却都一一可以援事指证。
有没有可质疑的余地呢？我想是有的。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都存在，不照样可以拖它百来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万历皇帝“罢工”20年不上朝，经济不是照样“花团锦簇”，惹得一些史家称羡不已？再说彻底些，无论哪个王朝，农民的日子都好不到哪里去，农民个别的、零星的反抗无时不有，但真正能撼动根本、致王朝死地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二、三百年才有一次。因此，用所谓“有压迫必有反抗”的大道理来解释王朝灭亡，总有“烧火棍打白果――够不着”的味道。
重读明清易代史，新的发现和体会也有一点。近几年西方人对明清史研究的热情很高，出了不少书。他们的视角独特，往往能言人所未言。譬如美国的弗兰克，他在《白银资本》一书里，凭籍已有的各种研究成果，估计16世纪中期到17世纪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间，由欧亚贸易流入中国的白银在七千到一万吨左右，约占当时世界白银总产量的1/3（其实这项研究，中国学者梁方仲、全汉升走在前，只是没有引起国人足够注意）。一万吨白银，相当于当时中国的三亿二千万两白银。弗兰克等人为了向欧洲中心主义展示“造反有理”，说那时不是欧洲而是中国占据了世界经济中心的地位，因此推论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促进了中国当时“国民经济”的发展和增长。
这一项被西人渲染得有些特异的“白银”功能，在明代历史上，是否像弗兰克说的那样，使明史变得一片光明？还产生了别的什么效果没有？假若经济形势真那么好，明末的社会动乱和政权的崩溃，当如何解释？很明显，从“白银资本”话题出发，有一个疑问是必须被提出，并加以深究的：这么多闪闪发光的白银到哪里去了？在哪些人手里？作什么用途，是用以发展经济、改善国民生活了呢，还是用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
不错，从众多的“记忆史”里，也能够确证明王朝君臣上下搜刮到的白银数量，多得惊人。崇祯末仅国家财政收入，已经上涨到年约三千余万两白银.19五六十年间，民间负担增加到三倍。崇祯五年有人揭发，淮阳巡抚半年内即有赃款17万两私入“小金库”，不防突然调任，仅支二万离去，余额尽为后继者所得。后者又兼了缉私的“巡盐”，欺匿盐税21万两20。然而，数额巨大的白银储备，花在奢侈性消费方面，多少还能对各类“生活服务业”起点“推动”作用，遗憾的是相当部分却被收贮在国库或官僚的私宅里。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我们今天之所以能掌握实据，竟是因为他们死到临头还抱住不放，最终被大顺军抄没，原形毕露。
据《甲申核真略》、《再生纪略》、《甲申传信录》等书记载，甲申正月初一，前线告急，内阁向皇上询问库藏究竟还有多少银子。崇祯愁眉不展，含糊地说：“今日内帑难以告先生。”不愿透底。三月初十，义军离北京越来越近，为筹措军饷，皇帝派太监向大臣、勋戚、大珰逐家强行“捐银”。众人各各哭穷，都说“家银无多”。龙颜大怒下，老皇亲张国纪捐二万，皇后父亲捐一万，其余“未有及万者”。退休太监头司礼监王之心最富，纷传家产在30万两以上，也只肯认捐一万两。大学士陈演推托“从未向吏兵部讨一缺”，向来清苦，一毛不拔。
然而，到大顺“拷掠”抄家，老底全兜了出来：陈演被拘，派人送四万两至刘宗敏府，结果为家仆告发，“先后搜掘黄金360两，白银48000两，珠宝盈斗”。太监王之心家，搜得白银15万两，珍玩珠宝大抵价值也在15万两左右。在皇后父亲周家，搜得白银53万两，“缎匹以车载者相属于道”。据说大顺军早有“坐探”潜入京城，对官僚的家底深入摸排，因此刘宗敏等对他们的“追赃”定出了“指标”：内阁大臣级为十万，各部、院、锦衣卫以及顺天府长官七、五、三万不等，科道监察官员和吏部官员五万至三万［这是受贿最多的部门］，翰林三万至一万，其余部属（司长、处长）则各以千计。当然，这种“毛估估”也有个别是虚夸的，有的被酷夹而死，仍不足此数。但若考虑到这些官僚勋戚还有收贮或存放在别处的大量金银，例如票号、钱庄，以及蓄藏于老家的，占有的白银肯定还有不少未被大顺军抄走。在京抄得总数多少？《怀陵流寇始终录》的作者说：刘宗敏上交一千万两，而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充数”。李岩有否其人也成问题，此说只能姑妄听之，但总数有千万两之多，似不算夸张；这里，还没有包括各书透露的大顺军官和士兵私抄入己之数。《甲申核真略》作者由接触义军所得印象是：士兵囊中多者五六百两，少者亦有一、二百两。
从国库里抄没的有个大约的总数。据目击者杨士聪《甲申核真略》叙述，从四月十日起，即有马骡等车辆不断装运各库银锭往西安。十六日更是以千骑计。据他观察，所载的内库“镇库银”，刻有“永乐”字号，每锭500两，每骑二锭（千骑则为一百万两），其它寻常元宝则打成包裹搭装在一起，不易辨认。估计白银总数是3700万两，黄金为若干万两。21赵士锦任职户部，比较清楚底细。他在《甲申纪事》中说：载往陕西的银锭上有万历年号，因万历八年以后所解内库银尚未有动，计白银三千余万两，黄金150万两。白银数与前杨士聪比较接近，再将黄金折为1500万两白银，总价值约为4500万两白银。史惇在《恸余杂记》里说崇祯帝确实以为内帑已空，为厂监内臣所欺隐，一直蒙在鼓里，结果尽为“闯贼”所得，“宫中得金银七千余万”，此恐得之道路传闻，未必确凿。我约摸地估算，掌握在京城皇宫和官僚手里的白银，总数至少在五千多万两以上，约占弗兰克所说白银总数的1/6。至于贮藏在各地藩王、官僚、富绅私宅里的白银，其数亦当十分可观。文秉为明末内阁大学士文震孟之子，依据父亲及亲友所藏大量邸报奏疏抄件，按年汇辑成《烈皇小识》，保留了揭发官僚贿赂的诸多“原始材料”。书中记载崇祯三年，后金兵入犯永平（今卢龙县，属唐山地区），乡官白养粹降敌。督师孙承宗命辽东明将祖大寿（此人后降清）、马世龙退敌。收复永平后，“叛人白养粹已死，其母尚在，张春先至，尽封所有而出，绝无染指。世龙则尽取其所有。大寿至，遂将白母用极刑，乃尽出其窖藏，盖几百万云”。河北的一个乡官（退休官僚），窖藏白银达几百万两，由此推想全国官吏聚敛的总数会有多么大！弗兰克不理解“国富”、官富不等于民富。在此情景下，普通百姓能捧些小银子过过手气，就算阔的了――保不定今天在手，明天还得交进官府（明末赋税是要交白银的）。
各书记载，都对京城勋戚、官僚的贪财吝财以及种种媚态，极尽暴露讥讽的能事。例如对大顺长官将士使用贿赂旧技，多有送金银珠宝的，甚至也有送婢女或以婢女冒充女儿上门的，无耻至极。清朝康熙年间计六奇汇编的《明季北略》，因收录杂芜、考辨不精，史家使用常取谨慎态度。其中收录有宋献策、李岩两人的长篇对话，我估计是落第文人借宋、李之酒，浇自己心中的愤懑，显属编造，却点出了大明政治与白银贪婪的关联。大意是：李岩问明朝经科举选官入政坛非常不易，“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多见也？”宋献策的解释，大明天下，满朝公卿，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年薪丰厚，怎么肯随便舍弃？刚考上的，会说“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则认为“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因此宋献策总结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子母相权，赢利至上，弃旧事新，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
以上所述，足以说明社会实情与弗兰克等人的想象大相径庭。在明代，白银滚滚，并没有显著改善民众的生活；白银的诱惑，倒是极大地刺激了当权者的贪欲――要知道，白银不只具有资本流通的作用，更有易于贮藏的功能。因此，在白银时代，官僚层的贪婪，是实物经济时代所无法比拟的。明中期以来廷臣间无休止的争斗，以及亡国前后投降失节之风的极盛，都与白银的诱惑不无关联。后者在甲申变故中暴露淋漓尽致，前一种情景，则可援引周延儒事为证。周被崇祯帝罢归后，于十四年再度出山，任内阁首辅，就是由复社张溥、吴昌时等人集资六万两白银，贿通亲信内监办成的。事后证明复社此举愚蠢至极。周延儒以及与周勾搭成奸的一些人，“表里为奸，无所不至，赃证纍纍，万目共见”，最终在京城陷落前一年，被崇祯帝因“交通内监”无情诛戮，复社亦蒙受污秽。22总之，白银的权力化，权力的白银化，从明中叶开始直到清亡，除顺治朝、康熙前期和雍正一朝稍有收敛外，贪污贿赂的规模是一波比一波扩大，官场腐败，人心不古，吏治每况而愈下。明清官绅消费奢靡成风，“春风薰得游人醉”，自然觉察不到岩浆的“地下运动”，突然井喷，悬崖勒马也就来不及了。
文秉描述编写《烈皇小识》的心情是“悲愤填膺，扼吭欲绝，涕泗滂沱，几执笔而不能下”，发问道：“天乎，人乎，岂气运使然乎？”其实，凡说到明亡的原委，明末清初人必追问“殆由天运，抑或人谋所致”，困惑不解，非文秉独然。23
现代人往往指“天运”为迷信、愚蠢，不屑一顾。今天我要为这一说法“翻案”。明清易代的原因，可以罗列几十款，款款都找得到证据；但若强行证伪，每一款都很难单独成立。然而，还有一种因素长期被忽略，或者说意识不那么强烈，那就是：在明代的中后期，东亚大陆适逢称为“小冰河”的自然灾变周期，从中国到朝鲜普遍受灾，西北与中原尤为严重。正是这一“天变”的因素，把所有的矛盾都集中在一起，中国政坛才最终演绎出百年一遇的“火山爆发”。
最近韩国学者朴根必、李镐澈在我国《古今农业》上发表了题为“《丙子日记》（1636—1640）时代的气候与农业”的论文，指出“17世纪的东亚通常被称为近代前夜的危机时代，即所谓的寒冷期(小冰河时期)”，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危机，因有《丙子日记》的发现，在朝鲜境内已经得到确证。我国中央气象局科学研究院编著出版的《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以及相关论文集刊，也证实1470年至1644年为我国旱灾严重（且旱涝互生）的历史时段，其中全国性大范围有旱象的年份为18年。24现在看来，由于气象史专家搜索的历史资料不全，实际情况远比他们已经调查的要严重得多。河南商丘人郑廉在清初著有《豫变纪略》一书，因对农民战争期间河南省情熟悉，记载详尽，在明清易代诸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他对河南全省灾害，作了详细的统计年表，阅后触目惊心，摘录于下：
崇祯3年旱。
4年旱。
5年大旱。
6年郑州大水，黄河冰坚如石。
7年夏旱蝗。
8年夏旱蝗，怀庆黄河冰。
9年夏旱蝗，秋开封商丘大水。
10年夏大蝗，闰四月山西大雪。
11年大旱蝗，赤地千里。
12年大旱蝗，沁水竭。13年大旱蝗，上蔡地裂，洛阳地震，斗米千钱，人相食。
14年二月起大饥疫，夏大蝗，飞蝗食小麦如割。
15年怀庆地震，九月开封黄河决。
《豫变纪略》还抄录了吕维祺给朝廷奏折的全文。吕氏曾任兵部尚书，退休在家，目击河南灾情严重、备受征派增饷之苦，不吐不快。奏疏写于崇祯七年，字字沥血，不忍卒读：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輓输。庚午（崇祯三年）旱；辛未旱；壬申大旱。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兼以流寇之所焚杀，土寇之所劫掠，而且有矿徒之煽乱，而且有防河之警扰，而且尽追数年之旧逋，而且先编三分之预征，而且连索久逋额外抛荒之补禄……村无吠犬，尚敲催征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似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25
易代之际弃官返乡的宋应星，除所著《天工开物》向为学人推崇外，尚有刻于崇祯末的政论著作《野议》。他是预感到危机逼近的晚明“醒人”之一。在该书《民财议》一文里，点出了“民穷财尽”的时代要害，也说到了多年灾荒对北方农业生产的影响，亦转录于下：
普天之下，“民穷财尽”四字，蹙额转相告语……其谓九边为中国之壑，而奴虏又为九边之壑，此指白金一物而言耳。
财之为言，乃通指百货，非专言阿堵也。今天下何尝少白金哉！所少者，田之五谷、山林之木、墙下之桑、洿池之鱼耳。有饶数物者于此，白镪黄金可以疾呼而至，腰缠箧盛而来贸者，必相踵也。今天下生齿所聚者，惟三吴、八闽，则人浮于土，土无旷荒。其他经行日中，弥望二三十里，而无寸木之阴可以休息者，举目皆是。生人有不困，流寇有不炽者？所以至此者，蚩蚩之民何罪焉！26
这一轮“小冰河期”，综合南北方志的记载，灾变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万历十三年（1585年）开始变得明显，但时起时伏，崇祯一朝才达到灾变的高峰，收尾一直要拖到康熙二十六年（1667年），态势呈倒U形。27魏斐德《洪业》开篇就注意到了自然灾害对当时中国社会和政局的影响，援引埃尔文的统计，1585－1645年，中国人口可能减少40%。28但从整个周期看，不是自然灾变立即就会引发社会动乱；清初顺治朝和康熙前期，尽管仍处于灾变期内，社会秩序却在逐渐修复之中，两者的关系绝非完全重叠“同一”。
呜呼，说不尽的明清易代种种历史原委！面对偶然、必然的哲学难题，甲申之际的各种人，都表现出一种迷惘：说完全是天变所致，是也不是；否则“谋事在人”，又怎么说？难道混沌的历史，真像先哲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所说，有一种神秘的综合力量在主宰，它叫做“气运”？那么，“气”是什么，“运”又是怎样产生的呢？
王夫之说“气运”，概念演绎得有点神秘，但反复读《读通鉴论》就知底了，老先生其实还是得从“人气”、“民心”上去发挥。每当王朝中后期，总会有神经过敏的知识分子凭感觉跳出来，大叫世风日下，国运不济，实际上却是：什么都可能发生，也可能什么都不发生。但有一点没有疑问，“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有忧患意识，意识到危机，说明还有希望。凡属王朝灭亡，都是麻木不仁，听不得危言耸听的警告，结果什么毛病都改不了，天灾人祸一齐奔来。天灾可能造成经济恐慌，若无人祸烈火浇油，“天崩地裂”也是可以避免的。
作者：熊熊79 回复日期：2005-7-27 14:04:04 回复
楼主文章里所说吴三桂有意引清兵入城然后希望他们被瘟疫消灭，我觉得有点小说家言了，窃以为吴三桂没有这么高的觉悟，我们不能站在后人的角度想当然的觉得历史会往哪一个方向发展，而是当时无数个历史的偶然构成了历史的必然。
有史料称，逆闯和吴交锋于山海关下，从早到晚酣杀一整天，至晚狂风大作，这是多尔衮命八旗并迅速杀出（不排除这种伎俩是范汉奸文程之流所教），这就像一支庞大的战略后备队，所以扭转战局也就是必然了，所以说逆闯战斗力下降之说值得考究。
逆闯乃是流寇，流寇者，流动也，胜则来，败则去，所以一旦打败，尤其是精锐部队大败，他们离开北京城就更为可能了，因为守城毕竟不是他们的强项（我们可以看出几百年后在柬埔寨红色高棉夺取政权以后面对金边他们也很害怕，觉得还是回到熟悉的农村去好，大概是出于同样的心理）
作者：熊熊79 回复日期：2005-7-27 14:13:50 回复
唉，明清易代史大概是网上最热门的呢，吾生也有幸，而知也无涯
明朝引进墨西哥玉米甘薯马铃薯，导致人口增长，在生产不发达的情况下人口的增长是很可怕的事，尤其是遇到天灾
中国的政治向来是个人权力的象征，而不是公共权力，当升官变成私人权欲的手段时，就不能指望他们君辱臣死了
万历天启时明该亡不亡，崇祯时不该亡则亡，徒扼腕耳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8-20 02:26:08 回复
好了，太专业了，不是这里应该谈的。CCR5喊了多少年了，王福生的东西就更不必评论了。你最后那篇英文实际上已经否认了CCR5和鼠疫的关系。
作者：达亚波尔 回复日期：2005-8-20 4:06:37 回复
专业的微生物研究还是不要在这里讨论了
楼主的观点很新颖，不过臆断的成分多些，不足让人信服，不敢苟同
作者：culater 回复日期：2005-8-20 15:21:30 回复
我记得国外有的学者把汉驱匈奴
匈奴灭罗马帝国这段历史
也归因于鼠疫
最终归因于气候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8-21 09:54:24 回复
是呀，又不是历史论文。
最近煮酒不知怎么了？这里开专业课，那边上来一党委书记，对我进行思想教育。
唉，最近还是少露面吧，不知下回出现什么？
作者：约克公爵 回复日期：2005-8-22 18:13:08 回复
虎兄好观点,不知南北战争帖子什么时候顶起?
作者：xubs_01 回复日期：2005-8-22 18:26:19 回复
文中几个观点值得思考和进一步论证
(1)吴三桂的先降大顺后降清决不是因为冲冠一怒为红颜,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决不会有这个儿女私情的.即使他有,属下各个高级将领会为他效命吗?所以现在所谓的史学里的这一观点决不成立的.
(2)为什么吴在赶走李闯之后没有呆在北京侠天子以令诸侯,而离开北京继续追讨李闯至山西(一说是湖北),而简单的把京城让给清的多儿衮,不排除有楼主的考虑
作者：准备飞翔的鸟 回复日期：2005-8-22 20:36:27 回复
是不是真的啊 感觉太神奇啦 完全与以前学过的观点不一样
作者：晶珠白莲 回复日期：2005-8-22 22:40:20 回复
呵呵，有点意思，顶一下
作者：向左使 回复日期：2005-8-22 23:02:45 回复
不对不对，1644年流行的就是SARS，由于饥民乱吃野生动物引起，被一个旅游者带回京城的，只不过那时没人会E文，所以记述得也不准确……拿个脸盆捂住头先
作者：众里寻卿千百度 回复日期：2005-8-23 0:38:23 回复
楼主强贴
顶一下
作者：rainbow600 回复日期：2005-8-23 0:57:14 回复
者：熊熊79 回复日期：2005-7-26 18:25:17 强铁，一直以来专注于明末史，感谢楼主提供了新观点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心搜集史料中的只言片语一定会给大家一个崭新的视角真的，我总是在想，袁督师受难时，那么多慷慨激昂的百姓怎么一下子就变成闯贼和建虏顺民了呢?如果真得如此，我就要对我们的民族性深深地感到悲哀了
.....................
哭袁督师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8-23 8:30:40 回复
作者：约克公爵 回复日期：2005-8-22 18:13:08 虎兄好观点,不知南北战争帖子什么时候顶起?
还是不要顶了，这几天老有大板砖，我写的“英雄也怕病来磨”犹豫了一个礼拜，今天才贴
作者：淮之夷 回复日期：2005-8-23 09:54:10 回复
好文，有创见。
作者：湖人附近 回复日期：2005-9-6 12:46:49 回复
厉害
作者：厚简 回复日期：2005-9-6 17:05:04 回复
有独见性,李自成进北京和洪秀全进南京都是类似的,洪秀全好歹也坚持了2年,李自成一下就玩完是不可思议
作者：94层口罩 回复日期：2005-9-6 20:27:52 回复
写的很好
作者：这个那个 回复日期：2005-9-6 21:53:17 回复
呵呵，新颖有趣的很，是《探索。发现》和《DISCOVERY》上的好题材：）
楼主不妨联系联系阿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9-7 22:09:06 回复
作者：这个那个 回复日期：2005-9-6 21:53:17 呵呵，新颖有趣的很，是《探索。发现》和《DISCOVERY》上的好题材：）楼主不妨联系联系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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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东西那行呀？
作者：荒野尸骨 回复日期：2005-9-9 22:52:53 回复
宋献策的解释，大明天下，满朝公卿，哪个不是坐享荣华富贵，年薪丰厚，怎么肯随便舍弃？刚考上的，会说“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顶。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老官僚则认为“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因此宋献策总结说：他们每个人都认为“功名”是自家辛苦挣得来的，各处和各个环节都得花费白银，子母相权，赢利至上，弃旧事新，把忠义二字抛到九霄云外，是毫不足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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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象说得是本朝的衮衮诸公啊
难怪本朝的贪官污吏杀不绝 反而越来越耸人听闻
并且蔓延至社会的各个阶层 导致破坏力更强的"平民的腐败"
作者：小拧 回复日期：2005-9-10 10:50:07 回复
好贴啊，感谢楼主，从另外一个角度诠释了什么是历史的必然，什么是历史的偶然！
让我们敬畏历史吧！！！！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9-10 12:52:21 回复
国家兴亡自有时
作者：王小咪 回复日期：2005-9-10 15:17:20 回复
总算知道了，明朝原来亡于耗子。
作者：没文化农民 回复日期：2005-9-10 16:15:04 回复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对于掩盖在漫漫迷雾中的历史原貌，恐怕真的需要楼主这样大胆的假设吧.
不过联想欧洲的黑死病,这个假设也有存在的可能.立论很有新意,分析部分最好能加上引文的出处(比如类似“凡贼所经地方皆大疫，不经者不疫”这样的直接引文),让我们这些好事者也能去按图索骥.
建议再加修缮,作为科研论文发表，呵呵
作者：艾目巴 回复日期：2005-9-10 16:57:53 回复
这个不是每个病源都如此，理论上是这么说，可是始终无法最后定论。记得过去做艾滋病毒流行病学研究时，分子生物学的证据似乎还是病毒本身的变异远远超过宿主的影响。
楼主，尽管您信誓旦旦的说，你是学微生物的，但看来你确实不是，病毒和细菌的变异情况能一样吗？picalilli说法是正确的。
呵呵，另外，您在您的另一篇文章中，已经承认自己不是学生物的，因为您曾经弱弱的问，“谁能告诉我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具体内容参见本版块中“伟大的耗子”之您的回复“我不是搞生物学的，这是个人看法，没有去查资料。”，大家也可以看看。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9-10 20:18:29 回复
楼上什么意思？
我哪里说病毒和细菌变异是一样的？那个回答不过是探讨病源因素和宿主因素的作用，和病毒细菌没有关系。
我是医学院毕业的，不是生物系毕业的，这个好像许多人都知道，怎么了？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9-10 20:27:58 回复
作者：艾目巴 回复日期：2005-9-10 16:57:53 这个不是每个病源都如此，理论上是这么说，可是始终无法最后定论。记得过去做艾滋病毒流行病学研究时，分子生物学的证据似乎还是病毒本身的变异远远超过宿主的影响。楼主，尽管您信誓旦旦的说，你是学微生物的，但看来你确实不是，病毒和细菌的变异情况能一样吗？picalilli说法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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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你都清楚了，我和小辣在讨论CCR5的问题，是讲因为黑死病10%欧洲人对艾滋病毒免疫这个立论。你说的对，病毒和细菌是不一样，所以我才不同意这个结论。
其次，鸡和蛋怎么就是弱弱的？好像你给了定论似的，提这个问题的是从哲学的角度，你说的鸡是原始的鸡，和这个问题里面的家禽不是一个概念。
我的文章历来走调侃的路子，又不是科研论文。上次也说了，煮酒我每天来一次就不错了，如果不能及时回复，请你原谅。我在清谈天地讲了，这篇和伟大的耗子纯是练手，真正的目的是写国士无双，有不严谨的地方大家见谅，等我写完国士无双再修改吧。
作者：outofire 回复日期：2005-9-10 20:56:01 回复
我相信这种说法，决定历史的事情有时候看来很小
作者：ztaiya 回复日期：2005-9-10 21:07:41 回复
边缘学科大融合，中国史学有望啦～～（司马赶紧起来看啊～）
作者：艾目巴 回复日期：2005-9-10 22:35:22 回复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5-8-19 10:56:27 回楼上这位，您这些材料我就不一一反驳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您要是多看几个我的文章，就知道我是不是学医的.不光是学医的，不好意思我还是微生物专业的。别的不说，就这版里面的写手，我敢说就这个领域，从纯专业的角度，没有在我之上的。
这是您自己的话呀，这么快就忘了？
作者：艾目巴 回复日期：2005-9-10 22:45:14 回复
至于，伟大的耗子，里的“关于先有鸡和还是先有蛋”的解释，我想您是没有看懂，所以说，您确实不是学生物的。
这里我再强调一下，关于鸡和鸡蛋的先后问题，现在只在哲学领域有意义，对于生物学而言，早就不是问题了，很简单，只有受精卵产生时的突变才是可遗传的突变，就是这个道理，使得只可能是：先出现鸡蛋。还不明白？
作者：愤怒的北丐 回复日期：2005-9-24 12:47:21 回复
有道理啊有道理
作者：烧_饼_猪 回复日期：2005-9-24 16:58:37 回复
作者：向左使 回复日期：2005-8-22 23:02:45 不对不对，1644年流行的就是SARS，由于饥民乱吃野生动物引起，被一个旅游者带回京城的，只不过那时没人会E文，所以记述得也不准确……拿个脸盆捂住头先
可爱~
作者：leaky911 回复日期：2005-9-24 17:30:04 回复
不过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该不会等到现在才发现吧
作者：purect 回复日期：2005-9-24 18:55:09 回复
有新意
作者：天马嘶风 回复日期：2005-9-24 19:53:15 回复
好帖，看了就得顶一下。
作者：大家狼 回复日期：2005-9-26 16:49:46 回复
又是耗子惹了祸，观点新颖，引人入胜啊
《甲申山海关》能为虎兄提供稍许佐证，甚慰
已经明了耗子造就了新欧洲并使满清入主中原
望能拜读虎兄其他鼠疫祸害全球的大作，期盼
作者：西营八大王 回复日期：2006-1-19 19:56:12 回复
闯王，偶永远崇拜您！1！！
作者：espz 回复日期：2006-2-17 4:11:46 回复
作者：大家狼 回复日期：2005-9-26 16:49:46 又是耗子惹了祸，观点新颖，引人入胜啊《甲申山海关》能为虎兄提供稍许佐证，甚慰已经明了耗子造就了新欧洲并使满清入主中原望能拜读虎兄其他鼠疫祸害全球的大作，期盼
---------满人金钱鼠尾，天意啊！！
作者：楚狂人eason 回复日期：2006-4-20 13:15:26 回复
确实不错～
作者：毁毁 回复日期：2006-4-20 13:58:10 回复
有创意 good idea
作者：为她注册本ID 回复日期：2006-4-20 16:06:43 回复
早饭没有，午饭没有吃，终于看完了
我的肚子啊 饿得不得了
但是我很喜欢这样的风格啊
强烈建议虎前辈以后写文章的时候把引文的出处写上
谢谢啦
我学会一种以事实说话的风格
作者：临怀 回复日期：2006-4-20 17:37:41 回复
顶。
作者：押沙龙 回复日期：2006-4-20 17:54:44 回复
灰常新鲜。但总觉得有点证据不足的样子。
作者：lxhhappily 回复日期：2006-4-20 19:22:05 回复
呵呵，有点道理哦~~
不过证据不足吧？
但是是挺新鲜的观点，不错不错~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6-4-20 20:20:25 回复
谢楼上诸位，证据是不足，难呀，中国历史记载中有关疾病的就是一笔代过
作者：天河北风 回复日期：2006-4-20 21:06:57 回复
顶 好文
作者：一醉梦千秋 回复日期：2006-4-20 21:50:36 回复
3
作者：里瓦 回复日期：2006-4-20 22:23:07 回复
书签,明天看
作者：luisyun 回复日期：2006-4-28 20:15:23 回复
路过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6-10-2 7:45:32 回复
有无赖在关天全文抄袭这篇文章，还上了天涯首页。
被人揭穿还敢自称是我，再被揭穿还敢狡辩，真佩服他的脸皮
作者：琅琊故乡的何足道 回复日期：2006-10-2 08:08:48 回复
支持虎子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6-10-2 8:19:14 回复
现在既然京虎子本人出来说话了，事实就很清楚了,chenduanwang于2006-9-26 22:16:00在“关天”发的《崇祯,多尔衮和李自成的对局》一帖确系抄袭“煮酒”著名id京虎子的《肉眼看不见的历史 - 城头缘何换王旗》一帖。还有网友举报，chenduanwang其他的论题也大多是抄袭别人的，鉴于chenduanwang抄袭的恶劣程度以及他至今没有做出道歉，社区根据相关规定和关天版规，现将chenduanwang这一id注销，以警效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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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社区编辑对我投诉的处理意见
作者：朱周毛 回复日期：2006-10-2 11:43:27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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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jl261 回复日期：2006-10-2 12:06:42 回复
京虎子，有个别历史问题值得商榷。
李自成攻北京是预谋以定，甲申年初发布的《永昌元年诏书》已经说明了。在城下要钱似乎不太可能。应该是谣传。
李自成进北京之后铐饷是一贯政策使然，不是因为宫中空空，无有粮饷。就算没有，他以前积累的财富也够他使用了。
说吴三桂是引满清进入疫区也不大可信。
作者：cecaceca 回复日期：2006-12-26 17:33:18 回复
UP
作者：ddmss 回复日期：2006-12-26 22:05:41 回复
就是败得太快了，所以很难解释，
作者：忠言逆耳利于行 回复日期：2006-12-26 23:40:18 回复
角度独特,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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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忠言逆耳利于行 回复日期：2006-12-26 23:41:02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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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旖生 回复日期：2006-12-27 1:36:47 回复
高人．．天涯高人真是多啊．．
看你们读这么多的书，，有这么多的文件，羡慕啊．
作者：kisslola 回复日期：2007-1-7 20:28:45 回复
崇祯让我想起俄罗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
一辈子内忧外患 生活在天灾人祸、极端诡异的一片灰色气氛中
还好崇祯死得还算有尊严
作者：愤怒的北丐 回复日期：2007-1-7 20:55:13 回复
写这篇文时，是楼主状态最佳的时刻。比别的文好。
作者：ggkl 回复日期：2007-1-7 21:45:09 回复
个人意见:铁木真破金也赖鼠疫病之力,否则不可能如此顺利,十年前金兵还纵横大漠呢!而使薄伽丘写出十日谈的鼠疫病也摧毁了元朝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1-10 21:26:06 回复
北丐兄所言极是，今半年多写严肃文章，的确不在状态。
鼠疫对元朝的确有非常大的影响，不过蒙古破金我以为不是鼠疫的作用。
作者：一枚捣蛋 回复日期：2007-5-12 12:10:52 回复
好文！
作者：邓名刚 回复日期：2007-6-22 18:14:40 回复
我转一篇文章：
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
http://www.paper800.com/paper125/B45FD1F4/
作者：双调小令 回复日期：2007-6-22 19:15:48 回复
笑，还说怎么转性了不写医药写改朝换代了呢，打开一看还是三句不离本行。
这一说倒新奇。
受姚雪垠荼毒甚深，总以为是无产阶级打垮了封建帝王。
呵呵，不过所谓大饥荒，最初最直接的感受，还是来自姚雪垠的《李自成》开封一役。
高大全是有的，对民生之苦的反映也有。
看历史时，写的人看的人，多爱关注“世事一盘棋”，鲜有人注意历史缝隙里平头小百姓的悲苦。
所以《李自成》也还是有可看之处：）
敲完才发现是旧文，将就发了。
作者：yllz 回复日期：2007-6-22 19:38:31 回复
这篇文章观点不错，有看头。
作者：wangzgb 回复日期：2007-6-23 0:33:26 回复
好帖子,观点独特.我的感觉,一是姚雪垠的书不能为据,政治因素较多.很多文章也是缺乏实证,人云亦云.楼主的帖子让人耳目一新.谢谢.
作者：xherokingx 回复日期：2007-9-1 11:28:33 回复
好文，奇文，要顶上去！！
作者：沙丘弈士 回复日期：2007-9-1 11:49:44 回复
楼主，奇才啊，解我多年之惑，顶
作者：沙丘弈士 回复日期：2007-9-7 16:59:09 回复
楼主，可是原创
作者：帅只是我表面掩饰 回复日期：2007-9-7 18:14:54 回复
好文啊。。
没想到是篇老文了，今天还能看到，实在是好！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9-7 20:42:53 回复
是原创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9-8 9:54:39 回复
作者：双调小令 回复日期：2007-6-22 19:15:48 笑，还说怎么转性了不写医药写改朝换代了呢，打开一看还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一说倒新奇。受姚雪垠荼毒甚深，总以为是无产阶级打垮了封建帝王。呵呵，不过所谓大饥荒，最初最直接的感受，还是来自姚雪垠的《李自成》开封一役。高大全是有的，对民生之苦的反映也有。看历史时，写的人看的人，多爱关注“世事一盘棋”，鲜有人注意历史缝隙里平头小百姓的悲苦。所以《李自成》也还是有可看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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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史须有菩萨心肠，而今都冒出些什么东西？
连皇帝的年号都不能提，一口一个文宗，让人隔着海都能看到眼屎
作者：振大汉之天声 回复日期：2007-10-2 3:30:08 回复
科学寻找明亡清兴的关键因素！ 朝代更迭是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较常发生的事.一般过几百年遇上小冰河气候就会发生一次.失去政权的君主被叫住亡国之君,一般会受到唾骂;被称为昏君.然而,对明朝末代皇帝崇祯的评价却不是这么肯定. 明亡清兴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小小满清入关前统治区人口仅仅百万。兵员最多十几万。竟然能击败号称百万的李自成军与百万明军入主拥有上亿人口的中原。 与蒙元灭南宋不同。元军灭南宋时，蒙古大军已经征服了欧亚大陆上很多国家，在综合国力上已远远超过南宋。 因此很多人都大惑不解，力图找出原因。 和所有的皇帝所有的人一样,崇祯皇帝不是完人;但他决不是一个昏人.面对天灾人祸与强敌入侵,他没有不管不问.他宵衣旰食,运筹策划.苦心经营多年;采取了那种历史条件下可能采取的一切措施来保护自己的政权.并没有犯重大错误.但他还是失败了. 李自成的军队打到北京城下,看来是严重的事.后来有人认为崇祯应当早点迁都,就可能象南宋再熬上百年.可是,强敌兵临城下的事崇祯早已遇见多次.满洲兵打到京城外好几次都无功而返.这绝非偶然.!北京城城墙高大,驻有十几万精兵并有全国收来的粮草,还能期待八方勤王兵马援助.可以说是坚强可靠的据点.李自成流动作战是强项,阵地战能力并不强.精壮的满洲兵尚不能拿下北京,崇祯有什么理由早早逃跑? 1644年春天，李自成北上京城。本来只想找崇祯要个西北王玩玩。岂料竟然看见北京无人守城！李自成当然不是司马懿那样谨小慎微的人；面对空城他没有下令急速退兵――尽管这可能是他应当采取的正确措施。事实上，由于罗贯中《三国演义》流行，空城计成了妇孺皆知的笑话，就算书本上的司马懿再生，他也不可能真的再次面对空城命令退兵！李自成就像旅游一样信步进入了北京.崇祯别无选择,只好自尽. 满洲兵打不下的北京.李自成能轻而易举拿下.看来他的军队应当比满洲人强.然而怪事再次发生.仅仅过了个多月,久经战事的李自成军队面对满洲兵竟然一触即溃!而且再无力还手.有人说是李自成的手下进京后腐败了,失去人心,所以失去战斗力.可是要说腐败失人心,李自成比得上多尔衮/皇太极……等满洲兵吗?李自成的手下杀了少数明朝贪官污吏追赃,那就叫腐败该败?!.满洲兵在各地屠村屠城,烧杀抢加上”跑马圈地””留发不留头””文字狱”……如此无恶不作倒成了仁者无敌.岂有此理???!!! 崇祯的御林军哪里去了?李自成的主力哪里去了?当时谁也不知道.今天我们以科学态度研究历史留下的痕迹,才发一个令人拍案惊奇的答案-----他们是被传染病鼠疫消灭了! 李自成进京前后，北京周边地区流行鼠疫，有许多文献作证。最近出版的《历史研究五十年论文集》曹树基就对此作了详细论证。其它一些文章也提到了鼠疫对明朝灭亡的影响。因此，明朝末年流行鼠疫基本已有定论。然而,这些文章不能解释为什么清兵能不受鼠疫影响而受到质疑. 鼠疫是一种烈性传染病，有关传染病研究的大量文献证明鼠疫发源于阿拉伯地区；致病源为鼠疫杆菌。主要传播于人――跳蚤――鼠之间。跳蚤吸病人或病鼠血后再吸其他人导致初期腺鼠疫流行；其特征是淋巴结肿大，死者肤色发黑(故被称为黑死病---black death)。鼠疫杆菌感染病人肺部引发咳嗽使细菌通过空气传播成为肺鼠疫，会大大增加人间鼠疫传染性。研究表明,鼠疫每次传到一个新地区时，由于当地人/鼠/跳蚤都没有抵抗力,其死亡率高、传染性强。死亡率高于50％。有文献说,7世纪欧洲首次鼠疫流行死亡率超过70%.病人(也许还有病鼠病跳蚤)病愈后对鼠疫有较强的免疫抵抗力。所以鼠疫的破坏性会逐渐减弱，最后消失。 欧洲14世纪爆发鼠疫，死亡2500万人。军人因集体生活，鼠疫流行对古代军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然而欧洲人研究14世纪欧洲鼠疫大流行时从留下的壁画及文字中发现在鼠疫大流行中骑兵幸免于鼠疫。于是得出结论――鼠疫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味，所以骑兵不被鼠疫传染！。如果这一点属实则明朝灭亡过程中许多令人迷惑的问题就有了答案： 2
作者：振大汉之天声 回复日期：2007-10-2 3:31:55 回复
2 科学寻找明亡清兴的关键因素 一． 李自成为何得以轻松进入北京城？答案是李自成军于农历3月进抵北京（公历为四月五月），崇祯16年秋鼠疫已出现，只因冬天鼠疫传播变缓，3月春暖花开跳蚤、老鼠活跃，鼠疫自然爆发。考虑到鼠疫的高额传染死亡率，崇祯的御林军短时间内失去战斗力就毫不奇怪。李自成因此不经大战轻松进京。 二． 李自成造反以来历经坎柯，多起多落，为何进京40天后部队竟然失去战斗力――遇清军一触即溃，而且从此一蹶不振？以往人们把李自成的失败归罪于腐败。可李自成军在北京仅仅是杀贪官追赃，并没有如清兵纵兵屠城烧、杀、抢，腐败失人心远不及清兵。因反贪而失去战斗力，这种答案显然不成立。真相很可能是李自成军进京后感染了鼠疫，自然战斗力大减，当然打不过清兵。并且败兵因此成了鼠疫传染源――文献记载“贼过处皆大疫”。因此李自成纵然有白银数千万两，可以招兵买马，但新兵入伍即染病失去战斗力，始终无法抵抗清兵。李自成因此一改百折不挠常态，从此一蹶不振；甚至可能因此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出家成了“奉天玉和尚”。李自成从北京搞到了几千万两银子,相当于明朝十年的税收,至少在几年内他可以实现他”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成为有史以来最得人心的统治者.他拥有一支久经考验的军队和基本团结的部下,其军队数量至少多清兵一倍而且还可以以巨大的财力从数量巨大的汉人中招兵扩大军队,如果不是受到鼠疫攻击,他不可能一蹶不振而最终失败. 三． 当年多尔衮全族总动员拼凑十几万兵入关。这十几万兵是满清的全部家底，如果他们步李自成军的后尘染上鼠疫，清兵从此失去主力，则李自成不可能失败。然而满清兵并未感染鼠疫。为什么如此，这是很多不相信鼠疫因素者的疑问.深入研究鼠疫传播可以发现,因为鼠疫经跳蚤传播，跳蚤讨厌马味，所以骑兵不被鼠疫传染！这一点欧洲人已经发现。如果因为跳蚤的原因，骑兵不被鼠疫传染。这就解释了清兵不被鼠疫传染的原因。――清兵主要由骑兵组成。汉军中吴三桂部也是骑兵占多.李自成部下死于鼠疫者多,但是李自成本人与他手下大部分骑马的军官如刘宗敏/田见秀/郝摇旗……都未染病. 据说左良玉发兵“清君则”，途中吐血而亡，军队溃散。这吐血而亡其实是肺鼠疫症状，主帅尚且染肺鼠疫而亡，何况其他兵丁。爆发的鼠疫使得汉族军队大减员，难怪无论扬州、嘉定、南京..….守军都少得可怜；太原、潼关、洛阳、西安统统未见恶战。持不同意见者可能举出李自成余部有22万降清。我说这22万的数字是不能认真的，千万不要忘记甚么叫吃空名额！为什么这22万大军要在阿济格走后才出来投降？这里面的猫腻一目了然。争强好胜是造反者天性,如果李自成部下真有22万健康有战斗力的军队，他们绝对不可能面对不过10万清兵不战而降。 跳蚤不咬骑兵，所以满洲兵不染腺鼠疫，更不可能染肺鼠疫，自然精神饱满杀气腾腾。所以满清兵四处攻城都象李自成入北京一样容易。因此我说明灭清兴，跳蚤是重要因素。 对这一点，很多朋友将信将疑发出：“真的吗？”的疑问。为此我进行了认真研究，结论是确实如此。现在用科学方法加以证明。 首先，关于跳蚤很多人都不陌生。有关文献对跳蚤作了全面研究，发现跳蚤主要寄生在猫、鼠、狗身上。唯独没有任何文献提到跳蚤寄生在马身上。也没有跳蚤咬马的记载。这说明跳蚤确实讨厌马。如果任何人有相反的发现，欢迎报告。应该是重大发现。 其次，我查阅了马病防治的书籍。关于马的寄生害虫有很多种，唯独没有跳蚤。这从另一个方面证明跳蚤确实讨厌马，不吸马血。
第三，如果跳蚤咬马，则鼠疫流行会大量感染马。事实上没有任何大量马感染鼠疫的报道。任何人有相反发现欢迎提出。 如果跳蚤讨厌马的味道，则常年与马共处全身马臊味，有可能减少跳蚤叮咬！这一点，请有跳蚤地区的朋友帮忙验证，或提出反证！ 明朝之前，海上交流不发达。由于鼠疫不能通过马传播，而中国西部、北部都是广阔的高山与沙漠，鼠疫由陆路经长途跋涉进入中国的可能性极小。明朝末年海上交流频繁，因而发生鼠疫传入很可能是首次。流行必然十分剧烈（欧洲发生鼠疫流行都与船有关）。文献资料表明明末人口剧烈下降50％以上，完全符合鼠疫首次大流行的特征。只不过当时是乱世，人祸天灾并行更加惨烈。
作者：振大汉之天声 回复日期：2007-10-2 3:34:33 回复
3 科学寻找明亡清兴的关键因素 1894年,香港发生鼠疫流行,耶尔森在世界上首次分离出鼠疫杆菌.那次鼠疫未造成全中国大流行.这说明两件事:1.1894年以前中国确实流行过鼠疫,中国广大地区已经对鼠疫有较高免疫力.2.1894年不是中国首次鼠疫流行.明朝末年的鼠疫很可能是中国首次发生鼠疫.其破坏性极大. 以上种种科学证据表明，跳蚤确实不咬马，清兵确实不容易感染鼠疫。大明王朝灭亡过程中，传播鼠疫的跳蚤的特性对改变汉满军事实力对比起了重要作用。以致只有十几万兵的满清骑兵能在鼠疫大流行中幸存，而上百万的汉军步兵受到毁灭性打击几乎完全失去战斗力。更因为鼠疫是当时中国人不了解的新型烈性传染病，无人了解、无法救治，在这种自然条件下，明朝灭亡和李自成的失败不可避免。 明未清兴分开来看似乎原因很多。有的认为是崇祯的问题。有的认为是不该杀袁大人。有的认为是袁大人不该杀毛大人。总之是大臣将相品德不高不和睦的问题。有的认为是财政问题。有的认为是气候问题。有的认为老百姓觉悟不高的问题――李自成、张献忠不故大局，不愿饿死宁愿造反，不知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但是这些分析是关起门找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对明朝对满清同样存在。当年小冰河气候对高寒的东北影响更大。满清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多尔滚、豪格、多铎同样尔虞我诈。满清的财政绝不会比明朝宽松。顺治的昏庸糊涂远在崇祯之上。老百姓在满清手下同样没有“提高觉悟”以致宁愿饿死不造反。 真正的关键因素应当是明朝独有而满清没有的问题。这是个甚么问题，其实就是跳蚤传播鼠疫的问题。只有这个因素是对明朝大大不利，而对满清大大有利。鼠疫大流行，亿万汉民染病而亡；明朝政府军、农民军在劫难逃。而由于跳蚤因素，满清骑兵很少染病。以明朝当时的科技水平，无人能够认识跳蚤与鼠疫问题，更无人能解决跳蚤与鼠疫问题。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汉民汉军莫明其妙地大批死亡，满清骑兵莫明其妙地不受传染。甚至在360年后大多数人仍然看不到这个问题，还在纠缠甚么袁、毛该不该杀；李自成、张献忠该不该造反。正说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关键性,可以想象,当年就算崇祯南迁,跟随他迁移的鼠疫也会毁掉他的所有军队---就像对李自成一样. 这个问题好比自然界里正常条件下狼不可能吃大象，就算大象睡大觉狼也不可能吞象（就像万历时代）。唯有大象生病倒下狼不病方能吃象。如果象与狼同时患病，狼仍然不能吃象。 一般情况下，以汉满如此悬殊的力量对比与人心向背，满清不可能取胜。只有在鼠疫在汉人中爆发流行而清兵不被跳蚤叮咬而不受感染的特殊条件下，满清才得以取胜。这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偶然。日本鬼子曾妄图复制这一偶然，人为传播鼠疫；然而300年后汉人对鼠疫已有了较强抵抗力,其阴谋不能得逞。 无独有偶,西班牙以少量军队灭亡印加帝国也是因为天花病首次在美洲大流行. 综上所述，科学证明――跳蚤确实是明亡清兴的关键因素。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10-2 4:08:10 回复
这谁呀，又把这东西转我这儿了？在那个帖子里我真是服了他了，没完没了的，就看了些国内教科书。
鼠疫不仅是跳蚤传播的，而且黑死病也不全是淋巴肿大，至于731部队的故事那就更是扯淡了。
过几天准备写一篇这方面的历史，也算纪念抗战吧。
作者：燕国髯客 回复日期：2007-10-2 13:56:25 回复
楼主辛苦了
作者：北斗勺 回复日期：2007-10-19 15:52:14 回复
学海无涯。
天灭明朝。
有说满清的先辈是宋徽宗的后代。
作者：maxvell 回复日期：2007-10-21 14:39:11 回复
天灾人祸什么都有，只能对朱由检先生说，不好意思，您就是赶上这波了
作者：开SM玩笑 回复日期：2007-10-21 16:55:19 回复
支持一下Lz！历史上的说法是闯军烧杀奸淫失去民心，BS这种说法，古时的军队哪支不是这样？蒙古、满清有过之而无不及，所到之处烧杀劫掠，还时不时搞个屠城什么的，不是照样得了天下。一句话：时也，运也！天不佑我中华，注定她多灾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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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倚天亮剑 回复日期：2007-10-30 11:15:26 回复
天下归清要归功于耗子和它身上的小小细菌
作者：睢阳 回复日期：2007-10-30 12:26:17 回复
记号
作者：太康公主 回复日期：2007-10-30 12:27:18 回复
既然是出名的经典文章，我理应留个影~
：）
作者：hcleyu 回复日期：2007-11-2 14:13:12 回复
貌似好文，做个记号。下班再看
作者：天外不飞仙 回复日期：2007-11-2 17:32:26 回复
貌似好文，做个记号。下班再看
作者：空心香水 回复日期：2007-11-2 19:58:59 回复
有理有据
纵非全部因果
亦可作佐证
作者：西梁追忆 回复日期：2007-11-2 20:25:12 回复
无语，原来是鼠疫，真是不得了的事情，连黄仁宇都没有发现啊。
长见识了。
作者：lhxu2000 回复日期：2007-11-2 21:28:15 回复
崇祯的rp啊，真是
作者：越州寒露 回复日期：2007-11-2 22:01:23 回复
关注!
作者：CCELG 回复日期：2007-11-2 22:47:45 回复
不知道真假，不过先顶一下。
作者：amwnet 回复日期：2007-11-2 23:43:27 回复
强悍的楼主，我支持你
作者：李思峰 回复日期：2007-11-3 3:46:11 回复
ding
作者：Bienemaja 回复日期：2007-11-3 4:57:10 回复
我觉得满清污蔑吴三桂
李自成否则为什么不带着陈圆圆反而放了她
作者：dunnkopf 回复日期：2007-11-3 7:52:30 回复
lz观点非常新颖，pf一下。
最赞成这句话“明之亡不是亡于鼠疫，而是民不聊生”。从历史中找出偶然，又能把偶然归结到必然，非常pf，也许这就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另类解释。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11-3 8:30:50 回复
这么热闹，感谢大家。这篇是当时为了准备写国士无双做的功课，显得潦草了一些，有机会重新写的话，会完整一些的
作者：slayeryuuu 回复日期：2007-11-3 9:21:35 回复
李自成是个喜欢听评书的，知道狗屁历史。
李自成农民出生，为了一个女人造反。正好顺应了天下大事。开始他的部队也是以抢杀开始，什么人都抢什么人都杀，就像现在的土匪了。由于一些底层知识分子的加入，他的部队开始有了政治色彩，知道开仓放粮了，分土地给老百姓，这时候他才开始真的壮大了。占了北京后，大概是评书听多了搞什么兔死狗烹。开始清除队伍里的知识分子，李信就是个例子。
对吴三桂，可以说李自成把他的政治弱点暴露无疑。
吴三桂本来就降了大顺军，把山海关都让了出来。结果，李自成那个农民的手下刘宗敏---也是个农民。却抢了吴的小妾陈圆圆。这时我们站在吴三桂的角度想，连自己的小妾都保不住。对大顺军把自己完全收编后，还有小命啊。于是，吴带着人又打下了山海关。最后，就有了满清看好戏，来个渔翁得利了。老毛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让自己的农民队伍把目光看长远一点。草莽英雄都是起来时风风火火，灭亡也呼呼啦啦。就是可怜了中国的老百姓了，你杀多来我再杀过去。最后，还是归0.
作者：洋树 回复日期：2007-11-3 10:29:14 回复
作者：slayeryuuu 回复日期：2007-11-3 9:21:35
“草莽英雄都是起来时风风火火，灭亡也呼呼啦啦。就是可怜了中国的老百姓了，你杀多来我再杀过去。最后，还是归0.”
楼主说的好！这是不是老毛后来把农民弄成“另类”的原因？用的就是他们的简单、有力气，成了另类后，再成为星星之火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11-3 11:55:46 回复
李自成哪会就有评书了？
作者：横扫暴元 回复日期：2007-11-3 12:49:14 回复
说来说去，最终的决定因素还是武力。
作者：iwsilyu7 回复日期：2007-11-3 13:36:08 回复
对呀，哪位也来考证一下评书的起源！
作者：露股寒 回复日期：2007-11-3 15:16:18 回复
顶了 收藏
作者：BRAINWASHING 回复日期：2007-11-3 17:00:56 回复
lz观点非常新颖，pfpfpfpfpfpfpfpf！！！顶！！！
作者：达拉郭 回复日期：2007-11-3 17:10:49 回复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11-3 11:55:46 李自成哪会就有评书了？
、、、、、、、、、、他可能说的是 江湖说唱艺人吧。那个时代应有吧。
作者：babyinarm 回复日期：2007-11-3 19:00:12 回复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6-10-2 8:19:14 现在既然京虎子本人出来说话了，事实就很清楚了,chenduanwang于2006-9-26 22:16:00在“关天”发的《崇祯,多尔衮和李自成的对局》一帖确系抄袭“煮酒”著名id京虎子的《肉眼看不见的历史 - 城头缘何换王旗》一帖。还有网友举报，chenduanwang其他的论题也大多是抄袭别人的，鉴于chenduanwang抄袭的恶劣程度以及他至今没有做出道歉，社区根据相关规定和关天版规，现将chenduanwang这一id注销，以警效尤。----------------------------------------------------以上是社区编辑对我投诉的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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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注销他啊，留着给我们鞭尸多爽。
作者：李容与 回复日期：2007-11-3 19:31:21 回复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萨斯会不会卷土重来，如果萨斯再次爆发，大家决定怎么办？禽流感会不会真的突变为人传人的瘟疫？如果禽流感大流行，大家决定怎么办？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11-3 20:20:57 回复
楼上的问题我最近写在书稿里面了，这里简单说几句：萨斯卷土重来和禽流感大流行的意义在于动物病毒突破了人兽的界限，从鼠疫天花到艾滋病萨斯，都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萨斯应该不那么严重，但流感是毫无疑问。具体到怎么样？目前还没有良策，有专家建议就是好好把自己的免疫系统弄好吧
作者：没落秀才 回复日期：2007-11-5 12:52:37 回复
楼主高论，令人惊叹，论述方面无懈可击，如果能加入数据铁证，那就是一部具有高度学术价值的历史著作了。以点带面，以某个事件带出一个时代是当今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趋势，大家想写史向楼主学习是个好办法。
作者：退学生 回复日期：2007-11-5 16:15:36 回复
记号阿
作者：BRAINWASHING 回复日期：2007-11-8 12:14:42 回复
京虎子名不虚传啊！！！
作者：wzy77cn 回复日期：2007-11-20 0:03:06 回复
想起京虎子一篇写关羽刮骨疗毒沾上鸦片最后成瘾的帖 原来是学生理医学的习惯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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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11-20 9:13:57 回复
游戏文章，过奖了
作者：saladin1997 回复日期：2007-12-10 14:22:02 回复
ok
作者：美国农村音乐粉丝 回复日期：2007-12-10 14:47:25 回复
人心向背阿，希望我党多多关心一些民生疾苦~开城门、备酒浆，闯王来了不纳粮
作者：懒胖 回复日期：2008-3-12 8:18:48 回复
作者：京虎子 回复日期：2007-11-3 20:20:57 楼上的问题我最近写在书稿里面了，这里简单说几句：萨斯卷土重来和禽流感大流行的意义在于动物病毒突破了人兽的界限，从鼠疫天花到艾滋病萨斯，都是这样的情况，而且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
在此之前的有Malberg,汉滩,埃博拉.都被认为是突破人兽界限的偶然事件,但因为动物病毒不是很适应人类,因此都是突发突灭.萨斯和禽流感如果流行,意味着动物病毒已经适应了人体,而且以传统人类病毒完全不同的方式作用于人,这回医学界苦了，流感还没搞定呢......
作者：gare1000 回复日期：2008-3-31 15:37:00 回复
mark up 37
作者：历史天竺 回复日期：2008-4-23 22:48:50 回复
就1644年~北京确实爆发了大规模的鼠疫~
有史料可查《明史》中有明确记载~
有和楼主一样的说法~
李自成退出北京以及他以前山海关惨败~
一夜攻陷北京城都与鼠疫有关~
但对于清能占领中原在黑山一战中已见分晓`
当时范浩民的失败已经决定以后中原的归属~
四个全面的博客： https://sgqm.blogspot.com
2017年 10月 6日 臺灣版 171006 強AI市政府 文字版 https://cbj1.blogspot.com.au/2017/10/ai17100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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